信息过载

这三类专业学院的教师不仅要平衡学术要求和实际需要,而且要应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不断增长。因此要求他们教会学生所有需要掌握的知识已然不切实际。19世纪晚期,法学院首迎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各州法律开始趋于不同,因此仅仅教授“规则”给学生已经不太现实,因为学生最终将会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工作。19世纪70年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主张教师不再教授法律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主要教授学生法律基本的实质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并通过苏格拉底式谈话训练他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不同的真实案例当中。尽管学生这样掌握起来比较慢,但是这种方法最终传追了全美几乎所有法学院,至今仍然是法律教学的主要方法

接下来,商学院也意识到教给学生“所有的重要事实”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很有用,因为商业领域非常广阔并且易变。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很多教师决定改变教学方法,也就是强调运用实例作决策,而实例中详细叙述了公司面对的实际间题。就像他们法学院的同事那样,商学院的敦授不再着重灌输给学生大量信息,而是开始运用实际生活中的间题,敦会学生如何分析相关事实,权衡可行性方案,从而决定如何行动。但是,1960年以后,随着商学院招收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博士,许多新进敦师选择花更多的课堂时间按同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样的授课方式授课。虽然他们仍然讲授实例,却很少通过课堂讨论来解决实例中的问题,更多的是用其作为示例闻述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商业环境里的运用。

医学院是“填鸭式”教学模式持续得最久的。数十年来,学生们抱怨前两年必修课冗长的误程安排,也抱怨在课程中他们要记忆大量的病例。最后,DNA的发现以及医学知识爆炸式的增长使得学院领导意识到课程中的信息量过大,知识在不断积累并迅速改变,老旧的教学方法难以为继。因此,许多医学院跟随商学院及法学院的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限制讲课的数量。取而代之的是,让他们教授学生如何寻找自己所需的知识。这样一来,教学可以在小组讨论中展开,并利用过去的实例去训练学生独立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及如何分析信息以用于诊病情、开处方和进行适当治疗的能力

这三类学院的教授在教学生运用信息去解决典型问题时,都把教学更多地融入到积极地讨论与解决问题当中。这样一来,他们比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大多数同事都更大程度地改变了教学方法。然而,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接受这种积极的学习方式:一些医学院教授认为,这种基于解决问题的新型课程并没有教授足够的基础科学,学生应该在诊断病情之前掌握更多知识。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很多商学院教师仍然大量采用讲课的授课形式,这无疑是受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广泛影响毕竞他们是那些院系的毕业生。甚至法学院教授也开始频繁讲误,这是因为二三年级的学生整天运用苏格拉底式方法,于是教师和学生都对这种方法越来越没有兴越。

为保持学生兴越、改善学习状况而采用的其他教学方法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均衡。这三类学院中只有一部分教师体验了更快更好的反馈、合作学习、激励教育、实地考察以及其他富有前景的进步。所有这些创新都显示着目前学生学习的特点。尽管如此,仍没有一所学院完全利用这些方法,更不用说积极努力地让教授热悉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其对高效教学的影响了。另外,这三类学院的评估体系也不完善,其中医学院最为落后,它没有系统地衡量新课程的效用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而且,现在也没有一所学院拥有一种包括制定学习目标、评价学生在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步,从而能指出缺点,并采取新方法以弥补这些缺点的可持续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