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过去几十年间的动乱都变得徒然:历史被复原;过去的半个世纪只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路而已。革命与反革命只是造成了表面上的巨浪,而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更深层,寂静和沉默则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你或许很难相信,在这本十年前正式出版了英文版,并立即成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经典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①中会读到如此悠长与凝重的惆怅。这些不像是学术著作的遣词造句在新近出版的简体中文版里的出现,更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与政治实验遗留给我们的哭笑不得的表情。如何第一次在一个曾经废除了私有产权,甚至连私有财产阶级萌芽都阙如的社会里发展出资本主义?回答这个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核心困惑并非易事。本书的三位作者梳理与重构了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等“市场机制被引入之前没有私有财产阶级存在”的“后共产主义中欧地区”被重新打造出来的过程,提出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以及在这个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与发展过程中,技术专家-知识精英(tech- nocratic-intellectual- elites)所采取的独特的新转型策略。
书中分析中欧地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方法,既不同于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等假设在资本主义之前必定要先拥有资本家的古典经济和社会理论,也不同于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主张资本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角色正在终结,因此更为关注资本家之后的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研究中欧市场转型中出现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无疑与上述两种观点大为不同,这就要求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一个并不存在有产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体制中出现”。事实上,三位作者试图通过研究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来建立一种“新古典社会学”( Neoclassical Sociology)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Karl Marx)与韦伯( Max Weber)等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的“古典社会学”( Classical Sociology)理论所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确凿无疑的终点”具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而认识到今日的“资本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社会学”则较少关注这些前提条件,转而强调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避免对各种资本主义出现的形式做出价值判断,更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只有唯一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能维持资本主义有效运转”的观点,其主题内容可以说是比较资本主义(comparative capitalisms),即“对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只有单一的终点”。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转型。资产阶级应当被理解为拥有不同类型资产的阶层。正由于中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限制了私有财产阶级的发展,身为文化或知识拥有者的文化资产阶级( the cultural bourgeoisie)才不得不代替身为物质财产拥有者的经济资产阶级(the economic bourgeoisie),承担起重新创造资产阶级社会、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历史使命。作者们提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后期,持不同政见者与统治集团的专家治国论者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并建造资本主义,合谋夺取公共资产,并最终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从私有化中受益致富的人,正是几十年来一直压迫着这个社会的人”。“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罔顾资本、资本主义精神与企业家素质的资本主义转型。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是权力、声望与特权的主要来源。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和汉吉斯(Elemer Hankiss)的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理论指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在转型过程中将充分而有效地把原来的政治职务转化成积累私人财富的手段①,使自己转变成“取财富的阶级”( propertied class)②。本书作者却认为,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事实与此预测有所出入:如果前共产党精英成员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没有文化资本,那么他们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就会失去特权、权力与声望;但如果他们拥有文化资本,就可能成为转型中的赢家。在此,伊亚尔、塞勒尼与汤斯利用大量证据说明,许多前共产党精英事实上在向下流动,而且党员身份这一曾经的正面政治资本,如今对于继续保留精英身份有负面影响。
与其他转型经济体不同的是,在中欧国家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权力并未被私有经济从业人员所掌握,而是落在了前共产主义红色贵族中的技术官僚( the technocratic fraction of the for mer communist nomenklatura)和原体制外的异议知识分子(former dissident intellectuals)手中。但在中欧地区,私有经济从业人员并不能算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主要受益者,相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利益受损者。从这个角度看,中欧国家“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既与西欧“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截然不同,又与同为转型经济体的俄罗斯的“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造就资本主义体制”或称“新承袭制资本主义”(neo 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类型大相径庭。至于中国,由于其市场转型并非伴随着政体的断裂而发生,导致其政体和意识形态相对连续,改革和转型多以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推动,因此中国社会在政治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强势地位未受削弱的前提下,“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totaIcapitaI)《)的状态存在着这种“精英拥有的总体性资本的特征”,无疑意味着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将明显不同于中欧转型国家里不同类型精英相互转换的特征。所以,塞勒尼才在简体中文版的前言中感叹自己在原书英文版出版后的十年里所受到的最大教益是:“中国也许具有独特的中国色彩”。
如果我们回溯本书作者之一的伊万·塞勒尼二十余年来的学术思想轨迹,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着对统治阶层或日精英阶层的强调与重视。1979年,塞勒尼在与吉奥尔吉·康拉德(Gyorgy Konrad)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②中便提出,在高度中央化和集中化的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系统、再分配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下,知识被赋予的权力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可以贯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一道合法共享决策权和分配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九年后,塞勒尼在《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资产阶级化》③一书中则对前述设想进行修改,承认官僚阶层通过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这一“第三条道路”,为小资产者提供发展空间并借以维持自己的垄断统治地位。而在1998年出版的本书中,塞勒尼事实上已经通过对自己的理论修正,呼应了“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的破产:此时的社会主义小资产者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并未取胜,掌握政权的实际上是联合起来、自上而下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体制内的技术官僚与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显而易见的是,塞勒尼的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地存在的最重要特征,正是强调转型前后精英阶层的断裂性的精英循环(elite circu lation)理论,这与主张精英阶层再转型前后存续性的精英再生产(elite reproduction)理论全然不同。
在笔者看来,如果对精英阶层经常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深入剖析,恰恰可以发现精英身在上流社会,却否认阶级存在的吊诡。正如作者所言,“市民社会”概念事实上是一种使曾身在共产主义集体价值系统之中的知识分子逐渐“去社会化(de-socialized-),并在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德行中重新接受教育的新理论,关键之处在于它能“在不提及资产阶级、不平等、私有产权、剥削或者支配的情况下,暗示了礼貌、自由、个人自治和责任”。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套曾被中欧知识分子用来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以批判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如今自身却极力回避乃至否认了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同样存在的阶级分化与对立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更是对本书指出的中欧转型社会的“发展较好的‘市民社会”特征提出了质疑,认为转型过程中的“市民社会”是虚弱的①、由盛转衰的2甚至是“缺席的”(absence)此外,本书还标志着塞勒尼等人的理论关注点已经逐渐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与精英形成问题转向了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形成问题。换言之,他们不但将眼光投向了面目不清的转型社会精英阶层,更是流露出事关资本主义未来的困惑与彷徨。在作者看来,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现实并不像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理想化的、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相反,它是一个由各种资本主义组成的世界”是由最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所拼贴混杂而成的马赛克。
不过,作者们也并未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未来某个时候仍有可能复苏。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三年后,作者们还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暂时失败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只是在近期内,尤其是在东欧地区,让数量可观的一群集体行动者重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相当渺茫,因为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幻灭感。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本书简体中文版附录中如能在《论反讽:新古典社会学引论之外,再行收入载有上述观点的《后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与新古典社会学对历史的反讽视角》一文③,则对进一步了解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与发展当更为有益。《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的作者们用一种感慨的语气讲述全书的最重要假设:“从社会主义导向资本主义的轨迹是多重的(mul tiple trajectories)。”其实,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暧昧不明。一方面,未来的面目依然笼罩着层层迷雾;另一方面,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供选择的路径其实少之又少,而将已经盲目地“私有化”的国有财富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的难度之大根本难以想象。身为知识精英的东欧经济学家们在1989年前曾经很喜欢引用一个笑话,但之后很快地遗忘了:“我们知道如何从一个鱼缸中做出鱼汤,但是我们如何才能从一碗鱼汤中造出一个鱼缸呢?这种缺乏反思的仓促,这种背转历史的迅疾,不只让人摇头叹息,更是令人心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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