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英国殖民机构南非德兰士瓦立法会议通过了《输入劳工法令》。在此后的两年半中,有超过6300名契约华工被清廷运抵南非,极大地缓解了正逐渐成为南非经济支柱产业的金矿业的当地劳动力紧缺问题。但这些身在异乡的华工以及此前已在开普殖民地居住的2000多名华人,竟与殖民地黑人一样饱受压榨与隔离。1907年,时任大英帝国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坦承:“50000名身在兰德矿区的中国人增加了南非整个地区的不稳定性。”这种警惕与防范甚至可以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国家对红色中国向非洲“输出革命”的担忧中觅得踪迹。那些在远的非洲大陆被欺压与歧视的华人也许永远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2006年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非洲年: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接踵到访非洲,年底更是在北京召开了有48个非洲国家与会的中非合作论坛如今,在中国每年进口的大约1.5亿吨原油中,有30%来自非洲;中国已经成为整个非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是重要的贷款国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而中非之间光是石油进出口以及设备、勘探等其他附加收入,简单估测下最后贸易额有可能超过210亿美元,这与观察家们所提出的“非洲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估计在未来十年里每年都要达到200亿美元的数字惊人地接近,无疑预示着中非关系的乐观前景。
在《非洲对中国的挑战》( China's' African Challenges一书的开头,英国的权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八年的莎拉·莱恩(Sarah Raine)写下这让人印象深刻的百年变迁,并且向读者展示了对中非关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倾向:中国打算在非洲直接与西方国家开展利益竞争,试图削弱西方对非洲的影响力以及对非洲发展模式的控制力吗?抑或中国只是毫无野心地向非洲这块被西方视为“绝望的大陆”提供了一种以贸易和内生发展代替外界援助的全新机会?要知道,这样针锋相对的观点从来不乏范例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宜称自己是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大力发展中非关系时,连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认为“中美之间能源竞争的地缘轮廓已经开始形成了,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等都进行了较量和围培”。在莱恩看来,虽然西方国家表面上关注的是“中非关系”,但无可否认的是,其潜在的讨论文本应当是中国、非洲与西方国家”她在此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地区现在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努力尝试“多极”甚至“去极化”的地区西方发达国家的既有势力与来自东方的不断增长的新兴势力在此角力,没有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黑非◆洲”地区可谓是提供了一个赛场、考场甚至可以说是“试验场”,东西方诸种势力在此努力展示自己的优点相互合作或者竞争,试图和平地扩大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并由此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种态势可以视为冷战后世界局势的一个缩影,也为世界各国如何在维持和平、市场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合作或竞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中非关系。莱恩认为非洲”其实是一个指代着53个国家、超过2000种语言及文化的异常复杂的概念。本书侧重于分析的是在治、文化、经济、历史、国家整合、民族认同等方面均与地中海沿岸非洲地区极为不同的“黑非洲”地区,即使是在“黑非洲地区本身,种族、文化、宗教、政治体制、资源赋与市场概况都极为多样化。但除了中国的决策层与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甚理解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大陆,“非洲”于他们只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概念,对“中非关系”的复杂性、艰难性和特殊性缺乏重视,或者将其与拉美、东南亚、中亚与太平洋岛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活动混为谈莱恩敏锐地指出,虽然中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一元化、一体化、单一制国家特性,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阶层差距和非洲地区的现状恰如镜像般相似事实上,作为单一国家的中国也有着自己的多元身份和特质既是一股崛起中的世界新势力,又是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只及美国1/18的发展中国家在多年的数目字管理、数目字考核乃至数目字游戏般地强调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需要回首与调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外交战略,正如如今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反思与修正自己的发展道路、模式和目标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莱恩所提出的疑问:“中非关系无疑改变了非洲的面貌,但是它会不会也改变了中国呢?”根据她的分析与猜想,伴随着中非关系的飞速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透明的政府治理、保证个体与政治自由等方面的要求,将不仅仅存在于双边或者多边外交关系中,还有可能反过来对中国本身产生影响。因此,西方需要认真重视中非关系,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非洲的未来,还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起,关系到西方如何在一个中国参与建立和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中获益。最终的选择和需要为此承担的责任又回到了中国身上。莱恩提醒中国的决策层重新思考:在自己所宣称的将坚持以多元化合作的视角与原则处理中非关系时,前述潜在的中国、非洲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究竟有几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攀比与嫉妒,又有几分西方对中国的焦虑与警觉;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在对非洲以至国际社会的贵任、态度与义务方面与西方世界取得更多的共识,又是否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的、正面的合作机会与前景。莱恩的视角明显有别于古旧过时的“西方中心论”,但也绝不是“中非兄弟友谊情”式的中国思路。面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在非洲大陆上可能存在的比赛与考试,我们是否感到尴尬温怒、无措?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又应当是不屑、回避还是直面?
热门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