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们过得还好么?香港理工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伟和在深入北京城区的社区进行访谈与观察时发现,原北京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们,因其北京人和原国企工人的群体组合身份而让人疑惑他们是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入?他们是曾经的企业主人抑或被遗弃的工人贵族?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他们的微观家庭生计的模式和策略有何转变?而在受访者的言语中,不难发现“北京人都是爷”“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岂能像外地人那样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伺候”“惜命”等一再浮现的心理。它们生生区隔出国企下岗失业职工、长期自雇就业的城市工商人员、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这三大群体,让我们不禁发问: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回归社区后靠什么谋取生计?他们生活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他们与社区中其他群体的生计方式有何差异?他们的生计策略与自己微观的人生经验、行为习性以及宏观的社会政策有何关联?
郭伟和采用美国学者迈克·布若威的扩展个案方法,在试研究之后,选择了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混合居住的社区玉河社区,进行了为期近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两个发现令人感到意外:许多下岗失业职工采取了抵制市场就业的“逆商品化”态度,宁可守在社区家里维持北京人的生活模式,也不愿意在社区中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再就业;许多受访者一致认为,正是因为北京下岗失业职工“懒、馋、奸、滑”,才让他们不愿意与吃苦耐劳的外地进城打工者进行竞争。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逆商品化:抵制背后的无奈郭伟和认为,在讨论这种“逆商品化”现象时,不能脱离对历史背景和外在因素的分析。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契约化的劳动就业机制加上缺乏保护的就业促进政策,构成了中国的下岗失业。国家和企业逐步解除了对职工的稳定就业责任与社会保护责任;相应的,国企职工的生计模式与策略,也从有组织的依附和稳定的正式就业,转为“双体制人”式的依附与跨越,再变成抵制市场化转变的抗争与退出。恰恰在同一个时期,基层社会空间自由流动的资源逐渐减少,个体经商已经不再是利润丰厚的职业。因此,不管是当年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户,还是下岗失业的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纷纷选择抗逆市场的谋生模式,依靠政府救助、社会保险、家庭调整、家属互助、地下经济等方式作为生计来源,市场化就业只是他们最后的无奈选择。从表面上,这种“逆商品化”似乎既反历史趋势又反经济理性,但访谈中微观叙述与经历脉络构成的众生相,却告诉了我们另一番面貌。从国有大型企业下岗的职工老李先后享受过单位一次性补偿的近10万元、三年的再就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次性领取的失业保险津贴8000元、社会保险缴费减免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执照,但“不想到市场上去折腾”的他安于每月30元的社区志愿工作补贴,并眼巴巴地等着“熬退休”拿退休金曾在小型街道集体企业里工作的小王在下岗失业后未能获得任何经济补偿,看孩子、帮做饭、在饭店打杂、卖菜等活儿“干什么都不挣钱”,现在对街道社会保障协管员这份每月800元工资、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非常满意;下岗职工栋梁的妻子的退休金使全家的平均收超过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栋梁无奈地与妻子办理了假离婚以便继续获得政府的公共就业援助。
连原来长期从事自雇就业的城市个体工商人员,也纷纷选择“回头上岸”,依靠政府的救济或者自身的财产孳息维生。那些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辞职下海的自雇人员曾觉得市场“比较乱,挣钱也容易”,从1997年后却逐渐发现“世道不一样了”,“根本就不好做”,于是老老实实地依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即使是少数曾轻松赚钱的商海幸运儿,在底层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倚重新的社会关系与政府保护来继续经商。某位一直从事倒卖化工原料和汽油、炒楼盘等商业活动的“成功者”慨叹生意不好做,“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派出所的、工商的、税务的、卫生的,检查,说白了,哪个你不得去呀?”部分北京下岗失业职工放弃相对待遇较好的社区服务业活动而选择政府公共就业岗位,并非因为前者的劳动强度高于后者,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观念和行为习性与外地人不同,一天固定8小时的工作时间,剩下时间用来休闲与社交,并且期望在工作中体现平等的工作关系。另外,北京社区里的生活规范也限制了他们不能放下自己的面子、忍辱负重、看人脸色、学会识相,不能像外地服务业者那样“低三下四地做买卖和打游击一样地躲着城管人员讨生活”,只能体面地按社区规范做事和生活。
事实上,这一切都与“身份”紧密相关国家通过与身份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待引导与诱惑国企下岗职工转向灵活就业市场,但“国企职工”的历史身份已足以让他们受惠各项社会保险安排和保障机制,在“熬退休”后享有北京社区认可的、有保障的、体面的生活,看重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的他们自然不愿意“福利转就业”地走向缺乏保障、工资低微、条件恶劣、恶性竞争的劳动市场;那些早年就下海经商、丢掉了社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则没有这么幸运,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了他们能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取得低保救助,过上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也可以退出竞争激烈的劳工市场;而背井离乡的农村务工经商人员没有城市市民资格,就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福利,也不能获得社会保障的优待,拥有的只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空洞希望,只能努力通过市场竞争赚取收入。身份与生活经验,就此成为连接国家的宏观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北京社区里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生计策略的时间纽带。
底层何苦为难底层上述的不同群体虽然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貌似融洽繁华的社区里,但有形的交往却存在着无形的边界:他们之间通过细微的生活风格、品位、话语符号等来区分各自的群体身份,形成了区隔化的社区内部生活结构。例如,在社区交易中,北京当地商贩一般并不像外地商贩那么忙碌地吆喝,而是随意自然地叫卖,并且强调商品质量和经营信誉,用“我们这儿不坑人”来进行区分;在社区休闲中,北京人观念中的工作与休闲是渭分明地对立的,而外地商们不觉得大过年的在外面摆摊儿是一种负担和劳累,却觉得既可工作挣钱又可聊天休闲双方都用自己的观念解释对方的生活意义与怀疑对方的工作方式,而双方的观念与工作生活中的差异一直以来都非常突出。面对着市场化社会转型,各类群体的生活变动是不同的,其中最严重的是遭遇生活模式断裂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而长期自雇人员和外来的打工经商群体虽然也面临着市场的压迫,但是基本上是对原有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各类群体有着不同的生计特征:退休职工有固定的退休金、医疗保险、社区提供的文体娱乐活动,还占据着符号优势,心安理得地过着稳定安逸的生活;下岗失业职工要努力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抗拒恶性市场竞争,动员各种资本策略熬过退休前的黑暗期;长期自雇职业者逐渐丢失了往昔北京人的市场优势,也无法得到企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险系统救济,只有依靠城市“低保”救助和家庭资源等,维持日渐暗淡的
生活前途;外来打工经商人员采取生活模式的时空拆分组合,把生活费较低的老家作为养老基础,把北京当作谋取收入的场所,尚属比较积极地投身于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在新的社会变动下,很可能受到来自两端时空的同时挤压,既可能丧失源于老家土地与农村的最后保障,又可能首当其冲,受到城市的素质歧视与收人走低的影响,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破坏了基层社区空间和资源的可获得性,从而挤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挤压了他们的生计手段。在社区底层群体所有这些艰辛与的背后,隐隐展露出一种垄断性的社区资源配置结构,而这又是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以及各自的社会资本相关的。社区内缺乏真正的公共资源可供居民集体所有和支配,连居委会都要向特权阶层和垄新单位租借物业,社区自治根本没有资源可供使用与治理,却要继续肩负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实现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与隐蔽控制等官定职责
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北京本地人或长期在北京营造关系的外地人才有可能并不公开透明地取得和垄断社区经营性资源,而在让商贩们竞争性地分散租赁的过程中,他们确实都倾向于租给相对来说工作目标简单、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评头论足的外地人。一位退休老太太依凭其社会关系从工商管理部门取得对玉河社区西侧早市总共约240个摊位的经营管理权,然后通过再次发包转租而轻易获得每月数万元的净收入,这种故事已经成了平淡无奇、被默默接受并视为常态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外地商贩“钦佩那些有特权关系的北京人,而不去关心这种特权是否公平”。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对北京人既羡慕又轻视的看法,以及北京普通老百姓对外地人既敬佩又看不起的心态,让人隐隐有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心痛。必须看到,社会底层各自为政、利益竞争、资源争夺的种种敌意,其根源绝不在于“底层”这一身份被污名化了的自私狭隘,而在于整个社会中财富、权力、信息等资源分配的悬殊与不公平,在于向更高级的成熟公民社会过渡所需要的信任、合作等社会资本积累的严重缺失。
统一身份,构建公民社会权利在书末的社会政策建议中,作者在劳动保护和促进就业两点之外,特别提到应“逐步普及公民社会权利,消除因户籍制度、历史身份导致的公民权利体系支离破碎状况”,同时经由多元社区组织发育改进社区服务,把社区转化成真正的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这提醒了我们,“试图把各类人等打造成原子化的自由劳工主体,在市场上任意买卖,那只是形式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如果要促进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必须一方面打破现有的身份相关的歧视性群体身份,提供普遍的基本必需的去商品化的公民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则要打破社区资源的特权垄断,促进社区居民的平等利用机会更重要的是,劳工权利和劳工福利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普遍共享的,而是身份定向的”,身份仍然是中国社会政策设计和贯彻中的基本因素,身份可以带来相关的政策资源于是,底层在日益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为了逐渐被侵占的社会资源而阅墙内耗,“中国劳工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此消彼长”:国企职工剩下社会保障权利的代价是丢掉了就业保障权利;长期自雇的失业人员只拥有社会救助的权利;外来务工人员则仅仅获得市场就业的自由权利,其他社会权利则根本无法与城市市民共享。“说到底,生计问题是一个社会生活模式问题,必须通过一种社会保护机制来维持人道的、体面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如果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并自觉前途渺茫的人已经无法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也无法通过勤奋努力的表现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剩下打破
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一个既没有向下流动的惩罚机制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实质性可能的社会机制,无疑是扭曲、可怕而危险的;而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身份之争”,所有人注定都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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