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最最好?

苏珊·格林哈尔(Susan Greenhalgh)永远不会忘记她第一次来中国时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在漳州大街上听到的那首貌似童谣的歌曲:“一个孩子最最好,一个孩子最最好”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哼唱的这段富有旋律的童谣一定在她心里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以至于26年后,在其新书《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科学与政策》( Just One Child: Scien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的前言里,她细致地回味了当时那种“传遍全身的、高兴的颤抖”。更有意思的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从美国人口理事会研究员,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人类学教授,26年来“一个孩子”的主题一直在苏珊·格林哈尔的学术轨迹中萦绕纠缠、挥之不去。格林哈尔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人类学、科技与医药社会学、性别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现代化与全球化等等,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管理的研究,可以说恰好综合了她上述诸多研究兴趣。迄今为止,人类学多从微观角度去关注边缘化、弱势个体的生活,却少有从对总体社会的规制人手去研究精英与“权力”在当代生活中的出现和发展。而在格林哈尔看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其独特体制下希望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去控制人口总量的决心与努力,是一种民族国家构建( state-making-)的过程,又是一种科学构建( science-making-)的过程,既有助于拓展人类学的研究边界,又有利于探求综合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性别研究、科技研究等领域的跨学科新途径。正因如此,在与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inckler)合著着眼于1949年至2004年时段的《中国人口管治: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生物政治》(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后不到三年,格林哈尔再次聚焦1978年至1980年这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始阶段,希望为我们呈现“一胎化”政策出台背后中国神秘而复杂的科学背景与决策过程格林哈尔在《只生一个》中所分析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由来、作用与前景,以及它对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其二是这“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如何调整了国家、科学、技术与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并如何塑造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亮相。

过去30年的时间,由于信息资料不够充分,尚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客观而准确的结论,甚至难以展开任何理性而开放的讨论。而另一方面,用格林哈尔自己的话来说,“在1980年众所周知的控制论现在已经‘被黑箱’(black boxed)了,对中国官员来说它太政治化了,而对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而言它又太技术化了”(第3页)。因此,我们不妨越过政策本身的泥沼与迷宫,去看看格林哈尔为我们描述了怎样一种熟悉而陌生的“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格林哈尔强调,自己采用了“知识中心性( an epiatemic,or 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的方法去研究政策,也就是把政策置于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去考察,并将它视为充满特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及混乱性的特定历史的产物(第9页)。在开篇格林哈尔就梳理出1949年以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即政府的意识形态比社会科学原理本身更为重要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实际上践行的是“跟着领导走的人口科学”( follow--leaders-the- demography),往往只能“凭借经验去阐述那些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早已得知的人口问题,并构思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第84页)。正因如此,她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口研究已经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而应被称为“人口的社会科学或人类科学”(第47页)。换言之,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中立客观的科学技术知识其实与其他因素密不可分。决策者和精英们悄悄地在科学事实与叙述中埋藏下了特定的假设,然后力图以一种看似客观的、科学的、普适的面貌去说服民众。

有趣的是,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的群体构成与竞争关系恰恰证明了格林哈尔的这一论断。在此,格林哈尔引入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概念以便解释:其一是“政策的问题化(policy problemization)即从问题、解决方法、成本利益分析三个方面去构建政策;其二是“政策的集合”( policy assemblage),即个体、体制、知识、文化等各种用来形成政策的异质因素的集合;其三是“科学发展及政策制定的微观政治”,即上述各种异质因素最终组合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怀着不同利益、视角、意识形态和优先关切的各种备选政策为此而展开了展示自己“可信性”的竞争希望最终能独获知识的权威性与政治的影响力。根据格林哈尔的总结,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国内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争议与政策争宠可大致分为以下三派(第82页)第一派为关于人口的马克思主义统计学( Marxian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员为刘铮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他们主张“渐进式的一孩政策”。例如刘铮、邬沧萍、林富德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里便指出:“再进一步下降到人口不增不减,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要经历一个较长期不解的努力,一如高速行车不能急刹车一样,只能先减速才能刹得住。第二派为中国化的人口控制论(sinified cyberne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员为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等集合了控制论、系统论与信息论的理论工作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这样具有“国防科学技术”背景的单位,他们主张“迅速地、全面地实行一孩化”,提出了“人口总和生育率双向极限定律”,并在1980年首次做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报中警告:“如果中国妇女生育率不降下来,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40亿。第三派是较为边缘化的马克思人文主义(Marxian humanism),以山西省委党校的梁中堂为代表,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实践,注意到计划生育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并且获得中央特批。自1985年来一直在山西省翼城县开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虽然由于各种因素多不为人所知,但实际效果相当不俗。

历史令人惊奇之处恰恰在于,在马克思统计学、中国化控制论、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三种“人口科学”的竞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非是原本应该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政策影响最深的社会科学学者或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却是采用系统工程及控制理论的方法模拟估算人口前景、提出人口政策的自然科学学者与军事科技研究人员。在格林哈尔看来,中国化控制论这一派的胜出,得益于他们之前在军工行业获得的声誉与人脉,在中国的“计划传统中取得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第125页),他们更容易获得数据、使用计算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他们对当时提倡科技、专家治国、技术官僚等种种潮流的迎合(第189页)。在人口控制论者的眼中,应该更多地强调人的生物性而非社会性,中国的人口数量可以像非生物对象那样去分析、预测、优化和控制,与精准地操控导弹并无二致。即使和其他两派同样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数据,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科学语言和图像的炫目包装,使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具有“科学的现代性、准确性、复杂性”(第211页)

相对的,马克思统计学与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两派的处境便异常微妙。格林哈尔敏锐地发现,中国学者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为计划生育寻找理论依据时曾经相当尴尬,马克思极少论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而斯大林更是将人口增视为绝对有利。因此,当找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后,中国学者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第68~72页)吊诡的是,在此后与人口控制论学者的论战中,这两派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所抱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竟然不符合时过境迁后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对“人口科学”的全新定义:“这是真实的科学,不是社会科学”,“这是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第210~215页“只有科学而非宗教或情感,才能解决问题”(第280页)。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一派,因为主张将人视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主体,而不仅仅是经济商品或者机器部件(第189页),因而一直要同时面对来自其他两派的压力。于是,来自国防科技工业、军事科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利用系统工程及控制理论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政策,并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对国门之外世界既警惕又渴求的矛盾与焦虑,将中国的人口问题诠释为将会阻碍中国向一个富裕、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人口危机。因此解决方法似乎再清晰不过:严格的人口干预势在必行。

而在格林哈尔看来,该政策所指出的不控制人口则将爆发人口危机与环境问题的灾难性前景,事实上只有在满足了一系列相当苛刻的前提假设时才会发生;另一方面该政策的负面影响又并未得到足够深人的研究。遗憾的是,决策者更重视的不是这些极难满足的假设,而是那些极难发生的后果,以及“专家治国论对长官意志与既成决策的“科学论证”和“政治背书”,甚至让科学沦为政策的“副产品(第235页)。因此,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妻两个孩子”收紧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最终演变为“提倡一个,严控两个,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事实上是“一胎化”的“一了百了的偏严就紧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中国重新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拥抱科学对新中国政体的生存而言,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第xvi页),而独生子女政策正是包含了“新型科学意义”的“政治产物”。根据格林哈尔的论证,最高领导人的“话语空间严格限制了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并让科学不再是一种普通的事物,而是“被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个人经历的某些特定行为者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工作造就而成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正是这一结论的绝佳注脚,它未必符合人性、符合科学、符合自由,却更有可能符合党性、符合政治、符合集中

《只生一个》是一本材料丰富、考证扎实、论说深入的好书。在大量收集、整理和解读相关文献资料之外,格林哈尔20年来密集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超过140位受访者(包括宋健等关键人物在内)的精心访谈,无疑也有助于为我们描绘一幅更为准确、更为全面、更为完整的历史复原图。当然,因为作者身在中国之外,本书也存在相当不足:格林哈尔在书中对政策出台过程的因果分析显得较为凌乱,缺乏系统的辨别与梳理;采用“数学化”“视觉化”“分类化”“简单化”“科学化”“政治化”等术语去概括一孩政策争宠的技巧与手段,更像是旁观者在事后进行分类的逻辑游戏;对于某些特定的“政策的集合”如何产生了路径依赖的后果,也缺乏进一步的论述。更大的硬伤或许在于格林哈尔低估了体制的作用,认为“科学”是一孩政策出台的关键核心所在,而国家体制只是“传达”(chan neled)了政策,那些原本“搞科学”( science-makir-)的人作为外来的力量“内化”到“搞政策”( policy-making-)的过程中去但如我们所见,这些人全都在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中任职,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体制因素去解释。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读者以及深谙中国社会特征的研究者来说,较为古典的体制分析方法可能比格林哈尔提出的建基于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基础上的“知识中心性”方法更有解释力量、更为让人信服。在中国,一个不存在“大政府”的自我扩张冲动的体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有时候体制甚至就是神奇与奥秘之事的根源所在。例如,根据格林哈尔的看法,“那些搞人口研究的导弹科学家”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才开始接触到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观点,并对其中的“适度人口”的概念与控制人口的思路大感兴趣,他们最终为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同样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绿色政治”的发展,在欧洲尤其西欧的影响却并不算大,在其非人本主义的危险本质之外,西欧的政府资助科研项目要受到民主体制中各种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监督与制约,也是一大原因相反,在中国,这一纠偏的机制是有所欠缺的。

《只生一个》并未对实行计划生育后正反两方面的成果、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事实上这也未必需要。因为即使仅仅从制定与执行政策的程序正义出发,本书也足以值得我们反思良久,而不必纠缠于某些机构、某些个人是否习惯了以口号代替实践、以动机代替效果,甚至用愿景代替现实。格林哈尔详细地辨明了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计划生育”(《(birthplnning)《)与西方社会语境下的“计划生育( family planning)的区别(第46页)。即使从字面上看,西方语境中的计划生育也更为强调和尊重一个家庭内部的身体处分权、规划权、生育权等诸般私权,而比较少地认可与反映外力、体制、公权对私权领域的参与、介入、干涉和控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国情与现实,必要的计划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计划无疑也应当是适随形势而变的。无论是“生育计划”还是“生育控制”( birth control),无论是限制生育抑或是鼓励生育,我们都应当警惕这样的危险性: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与说辞之下,每一个人都仅仅被视为一个数字、一件工具、一个手段而是不是相信个人有意愿、有能力、有可能主要依靠自己去管理、决定、提高和完善自己,是不是坚持要由其他外力的干预和操控去代替个人来规划、安排、控制自己,这正是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珍惜和尊重程序的公正、决策的透明,而不是短视、草率、片面地选择政策,并且以科学作为伪装和借口。否则,那不但侮辱了决策,还损害了科学。要知道,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其著作《人有人的用处》最后说过:“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干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