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乡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博在《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中写道,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我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来,中国社会学派发展出来的社区研究取向一直得以坚持甚至发扬。这是因为在一个空白的起点上,我们更希望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它也对研究者和决策者们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这本书其实正是刘能在1996年到1997年间在北镇进行实地考祭和调查后撰写的博士论文。北镇是某省最发达的乡镇,原先是某大城市的近郊农业社区,正面临着即将被城市扩展吞没的前景,它是省里的“样板”“典范”,它的发展史见证了20年来的制度变迁以及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作者选择的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典型样本,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作者自己承认的“叙述和解释的张力”中看到,这个以乡镇为根据而展开的研究为我们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在现代性进步中对农耕文化的空前修改”,是一种紧张、尖锐、疼痛乃至令人眩晕的场景:到底一个全面运作的乡镇的人和事如何展开?农民、乡镇干部、上级和国家等各类主体的期待和愿望怎样?他们怎样展现自己的生存?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镇与我们身边广袤大地上的每一个乡镇并没有什么不同。
“书记铡草”作者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以描述的形式来处理乡镇行政的结构和特点,总结出了行政事务合法性来源的三个原则:“法理上的认同”,也就是对国家基本政策和特定例规的认可;“表现政治主动””性”,也就是要和上级保持一致甚至主动迎合上级;“追求实际效益”,包括经济与社会效益。有趣的是,这三点在乡镇各政治主题的行动框架中产生了一种对一般性行动事务的“虚实相间”策略也就是说,对于“名目上不那么正当的要求”,领受任务者内心对其不“认同”,或者顾及自身或者下级的“效益”,但是因为要表现政治上的一致性、主动性和纪律性,因此不得不“采取诸如拖延、微词和抵制的对策”例如,虽然各村居(村委会或居委会的合称)往往抱怨上面只想着让下面花钱做些花架子的事,但是由于涉及检查和评比,或者是政治性的任务,所以大家还是得去做。而由于乡镇政府处于国家行政及其组织结构这一“等级制”的末端,反抗上级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能以“务虚”的方法避免重大损失,或者在无法避免时将损失转嫁给下属村居和企业。
乡镇政府既是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又是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在地方的代表,还是民众利益的代表。作者通过分析这三种利益在乡镇政府的交叉,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上层口号却得到了基层政权的响应,因为“通过经济成功获得良好的财政能力,使同时满足上述三种利益要求成为可能而乡镇行政主体为了避免“没有完成上级交办任务”“操作违规”和“竞争性失宠”等三种行政风险,通过不平衡的责任分配体系、一票否决制、统计技巧、集资和摊派的例则、组织化的集团消费、因循守旧和畏难求稳、底护机制和社交网络等方式努力规避风险、保护自己。关于行政机构根本特性的“等级”维度,书中有两个小例子颇为耐人寻味。第一个是北镇机关单位配车情况清楚地反映出等级制中的特权分层关系:镇委书记开奥迪,镇长坐本田,副镇长用桑塔纳,镇机关委、办、所的干部配微型面包车,等级分明、清晰而森严。第二个例子是俗语“书记铡草”反映出的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工作流程“修理铡刀、整理料草、输送料草的事可以由别人来干,但最后完成铡草过程的决定性力量,一定来自掌刀的党委书记”。与这样的正规化与制度化的国家行政机器相比,作者感受到“和推崇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在目前的乡镇政治结构中,群众并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而是处在行政组织和运行进程的最末梢”。身处政治过程边缘的民众,只留下了三种主要的形象:经济建设的参与者社会舆论的主体,受控的上访者。
生活质量作者在后记提出,在地方领导干部的一般理解来看,发展就是一切,现代化就是目标。因此,目前所有的政策都围绕这一点运。但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转型过程中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其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安全感。城市化在带给农民工商业机会和市政设施享受的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耕地和农作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很缺乏对这些转型中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研究,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不是更喜欢城市中的生活,他们怀念过去生活中的什么。必须看到,本书所调查和研究的只是1996~1997年的一个中国基层乡镇行政概况,但作者对人本主义发展观的出现、对“镇-办事处-村居”三级体系的调整与变化有着相当的预见性。集体经济的薄弱或断层,使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官方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官方农村基层组织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幅减少,连带地使其政治话语的引导作用减弱。这种国家意志在乡村断裂的可能性,将对国家控制急速变化的庞大农村社会的努力造成重大冲击。另外,税费改革后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人口流动与迁徙引致的儿童流动与农村核心家庭单位空巢化等问题,也为本书探讨的“乡镇运行体制”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遗憾的是,今日的我们在急切地去尝试回答“为什么要那样”之前,往往连直面“是什么”“怎么样”的勇气和耐心都没有。于是在工业社会正以无限的加速度远离农耕社会的时代里,我们虽然还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但“故乡”却越发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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