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不少人都知道经济学有个不太好听的外号:“沉闷的科学”。这个抱怨来自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论》一书中预测的人口数目快速膨胀导致的“增长极限”与“世界末日”的悲观前景。虽说有人考证出这实际上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托马斯卡雷利对马尔萨斯的批评之词,严格来说应该称为“忧郁的科学或者“悲观的科学”,但这个依旧流传开来的外号还是折射出普通读者对当下经济学的基本印象:与早期古典经济学的鲜活传统渐行渐远,转而采用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演绎与论证过程极其抽象化与理性化,尽量回避形象的描述、情感的介、价值的判断,整个学科如同笼罩着一抹阴郁的灰色,令人望而却步。那么,如果当你翻开一本名字带有“经济学”字样的书,却发现里面有着100多个类似于“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问题为什么DVD和CD的尺寸完全一样,而DVD的包装却比CD大得多?为什么在雨天有更多的人愿意乘坐出租车但出租车司机却提早收工?为什么苹果公司的黑色笔记本比同样配置的白色笔记本贵20英镑?为什么在印度,高层建筑里最贵的房间在靠上的楼层,低层建筑里最贵的房间在靠下的楼层?为什么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到曼哈顿任何地方都收取车资45美元,而在纽约其他地方坐出租车,则是按计价器收费?你很可能会赶紧合上书页,想仔细瞧瞧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书名。你没有看错,这本将号称“沉闷”的经济学变得如此有趣的书叫作《牛奶可乐经济学:最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作者也是如假包换的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
多年来,弗兰克教授一直公开抱怨,自己所从事的经济学科已经被数理化形式主义所劫持,从一门本应建基于观察与实验的社会科学变成“充斥着公式和图表”的可怕课程。更糟糕的是,根据一项经济学家自己组织的调查,当面对一道关于“机会成本”这个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四选一单选题时,270名曾选修过经济学课程的美国大学生只有7.4%选择了正确答案,而哪怕是随机选择的瞎蒙,正确率也该有25%呢。相反,88名从未上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里正确率倒有17.2%。别觉得他们还没随机选择的正确率高,更丢人的还在后头:在2005年美国经济学学会年会期间199名回答同一道问题的专业经济学家,只有21.6%答对了,而且选择每个选项的经济学家人数相差无几看来经济学家们的统计专业知识倒有可能告诉他们自己,把握不大时,瞎蒙也许并不是个坏主意呢。但弗兰克教授可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瞎蒙学家。他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博物经济学作业”:“文章字数有限制,500字以内。很多出色的论文比这还要短得多文章里面不要掺杂复杂的技术。要假设你是在给一个从没上过经济学课的亲戚讲故事。最好的论文,普通人一看就明白了,而且一般都不用什么公式和图表。”20多年来学生们以小论文形式提出的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与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做出的回答被收集成册,就成了此书的蓝本。
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例子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弗兰克教授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数学是经济学知识发展的重要源泉,但它对于入门者来说未必是最有效的载体。他们可能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理解数学细节上来,却忽视了藏在经济学概念背后的常识。相反,“由于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变得善于讲故事,几乎每个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吸收以叙述形式表达的相应信息”,所以如果能致力于将“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例子”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解释,这样或许更有可能达到“教得少,学得多”的理想效果。当然,弗兰克教授也承认;“请不要急于去书中找寻答案。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公式和概念,它们并没有标准确切的答案,每个人都有可能给出更多更合理的解释。”例如,他在开篇用来解释成本收益原则与规模经济原理时提出的第一个例子是:高速公路边取款机的使用者大多是司机,其中绝无可能是盲人,但为什么取款机的小键盘上依然有点字盲文?这是因为生产两种不同取款机的成本,远远大于合理的预期收益。但有读者便“气急败坏”地发来电子邮件说,真正原因是美国《残疾人法案》规定所有取款机的小键盘上必须有点字盲文。可这无损甚至反过来支持了弗兰克教授提出的观点:只有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却有可能带来好处时,法令才有可能被颁布。
而对于第二个例子“为什么新娘更多地愿意购买全新的婚纱,新郎则倾向于租礼服”,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先生就指出与香港现实不甚符合,“虽然购买订造(婚纱)仍是主流,但市场多元,租赁亦甚为流行”。原因或许是:一般港人家居面积狭小以致难以容纳收藏婚纱,以及修改、加工的成本不大且能迅速交货,有市场需求,“遂催生了这个西方国家少见的新行业”但这其实也可适用于书中对行为国别差异的解释。不过开放式讨论总可以使旁观者接触到更多真知灼见。例如,弗兰克教授在解释“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卖,可乐却装在圆瓶子里卖”时,还是使用了经济学家驾轻就熟的成本收益理论:“牛奶多半是冷藏的,而有冷柜功能的货架成本较高,所以矩形容器可以在有限空间里搁放最多的牛奶,比较合算;相反,可乐经常直接就从易拉罐里饮用,由于圆柱形容器更称手,抵消了它所带来的额外存储成本”。但有读者马上指出,就碳酸类软饮料而言,圆形容器在受压方面的优势比矩形容器好得多,更别提用铝皮做成有棱有角的压力容器该有多困难。看到这些不同意见,弗兰克教授或许也该尴尬地笑出声了罢。
值得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读读杰弗里·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提到,20世纪30年代,以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与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对各自学科的学科本质、主题和分析领域达成了共识:经济学要致力于研究“选择”,社会学要致力于研究“行为”。但如今,经济学这门“显学”已经俨然有成为社会科学之王的霸主气象,正如经济学家赫舒拉发所说,所有社会科学,如果以科学的假说来解释,那么都是经济学。学界对这种希望用经济学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有褒有贬。但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问题”的热度和“经济学家”的高曝光度背后,在种种艰涩的数据、名词、原理和推导背后,我们感受更多的似乎只有看不懂的理论和结论与日常生活经验的断裂、与老百姓喜乐忧愁的隔阂乃至与人本主义这一根源的背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奶可乐经济学》也许更值得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读读。经济学的力量归根到底是生活的力量。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结论。经济学在指点江山、挥斥方的豪迈与宏大的同时,还应该保有在一粥一饭、一饮一啄中的细腻与绵长。要知道,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里提出,所有经济分析的基础,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机会成本、边际决策、激励的作用、贸易的收益、市场配置的效率等寥寥可数的十条原理。而与弗兰克教授一道将“高速公路取款机点字盲文的微观例子写入《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位作者叫作本·伯南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眼熟?没错,他就是“美国除了总统之外最有权力的人”、现任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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