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笑称,自己阅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建者理查德·波斯纳著作的速度,永远比不上波斯纳本人写作出书的速度。如果你听过这句话,就不会惊诧于波斯纳在写就《法官如何思考》一年后,又能马不停蹄地推出新著《资本主义的失败: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在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能从新近出版的该书中文版里读到身为法律人的波斯纳对“当下这场经济萧条”原因的解读“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正常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失败”,也可算是妙事一桩。
波斯纳的“反动”与暧昧在波斯纳看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宽松信贷与监管放松所导致的高风险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的存。而当风险发生后,银行的破产或惜贷造成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下降,人们不得不削减消费增加储蓄,又引发了就业率和经济产出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银行产业的崩溃会筑就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波斯纳的这一分析,可以说是在日益细密的学术科系分工将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立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时,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引发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来自人性的错误或者性格缺陷。波斯纳明确强调自己“不认为金融危机是由愚蠢、非理性、罪恶甚或无知造成的”;相反,正是大量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理性的”决策与行为,最终悲剧性地引发了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在此,波斯纳承认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与“市场失灵”,承认了信奉“自我矫正的经济循环”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一向将“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奉为圭臬,身在其中的波斯纳立场竟有这般软化、微变乃至“反动”,难怪有评论家惊呼,“相对于此书说了什么而言,更令人吃惊的是谁讲出了这些”。
有趣的是,如果我没有因为中文翻译而误解波斯纳的原意,那么他对政府或者宏观调控的态度依然暧昧不明一方面,他认为恰恰是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的中央银行、积极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业以及对银行业的松懈监管,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失败以及全球经济萧条,政府应当对自己没有及时识别、控制、防范市场风险负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是政府介入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未来必须更多地倚赖“一个积极和明智的政府”来强化监管与干预,防止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运行中出轨。事实上,波斯纳书中的经济学观点同样是驳杂的、复合的。当他强调市场失灵、呼唤“更加积极和明智的政府”、鼓励政府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时,任谁都会认为这与正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别无二致;但当他批评“短视、消极和失策”的政府放任经济衰退演变为经济萧条时,却又隐然承袭了弗里德曼式的货币主义理论对大萧条时代紧缩银根的错误政策的批评这或许是因为波斯纳过于简单化地用经济学的不同政策建议,尤其是对如何“向经济中注人货币”这一政策目标的具体措施,来反向理解与定义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
经济学家出洋相问题是,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在无法准确预测甚至哪怕只是解释现实时,是否还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波斯纳在书中也提到经济学家们的诸般洋相: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6年时表示“最糕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过去了”,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市场看起来将要“走向安全着陆”,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更是公开声称,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即预防经济萧条“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殊不知为猛烈的风暴已经在地平线上逐步成形。但假如我们回首历史,经济学这种判断错误,或许更应该说是常态。对这次危机感到“极度震惊,甚至难以置信”的格林斯潘,早在20世纪80年代足股市时就惨败得连自己投资咨询公司的水电费都付不起。欧文费雪论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于1933年,远在那场萧条结束之前;凯恩斯的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那时经济条在美国还没有结束。讽刺的是,费雪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两周还认为“股价看来永久地达到了较高的稳定水平”;连凯恩斯本人都曾在大萧条前自信地宣称:“我们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股价下跌。
每一个经济活动的例子其实都深受不同的制度、文化、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像物理、化学、生物实验一般可控制、可比照、可重复。偏偏经济学家艾常常像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批评的那样,“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误当作真理”。根据波斯纳的分析,在相互竞争的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时,选择何种经济学解释的过程就会深受个人偏好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更少先入为主、更为贴近现实的新闻界会比经济学家更为迅速地察觉到悄然迫近的经济危机。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纳为何还对“睡于危机发生时刻”的经济学满怀信任?看来,我们更有必要去深究波斯纳所采纳的经济学观点、立场与方法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思想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波斯纳本人在中文版序言中“别有用心”地强调,本书书名实为“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在书中他对此还有一段更为严谨的表述,即次贷危机、金融海啸与经济萧条只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某一次尝试的失败。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本身,波斯纳坚信它将像经受住大萧条时代一样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克格曼在十年前的作品薇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我们的交流发电机出了问题”这一凯恩斯名言的解释:“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十分激进,因为凯恩斯其实是在宜称,美国的经济引擎将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由政府来激活。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说这话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引擎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通过一种技术性的修理就能解决。”波斯纳对资本主义所抱持的信心,与此别无二致。
如果你略微了解经济学理论,便会惊讶地发现这事实上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也形成了某种微妙的殊途同归“竞争的资本主义”这种“通过自愿交换新组成的社会”对促进人类的自由起着双重的作用:“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人能否认经济学家的持续学习能力、灵活适应能力与理论修正能力,而对制度的信任与热爱又让他们能努力提出一系列“针对经济危机的实用主义的、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奥巴马政府已经决定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就是好猫”的改革勇气,暂时搁置摒弃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双管齐下地用货币主义的药方与赤字财政消费的疗法来疗救经济萧条各位读者对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大概也不会觉得陌生吧。真正开放与自由的制度并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胜利。既然我们有雅量认为苏东剧变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总失败,而恰恰是背离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所造成的历史悲剧;那么波斯纳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逻辑认为,衰退与萧条是经济周期的常态,在可见的未来,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妥协、折中、学习与修正,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纳、凯恩斯甚至弗里德曼,可以说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也都是货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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