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企业成与败

华人企业是文化的产物《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快速成长奇迹的回应与探秘。在全书开篇,作者S.戈登·雷丁便感叹“这种迅猛的发展,与其说像看小草的生长,不如说像看电影中花开的快放镜头”。有趣的是,在这种“连续30年保持年增长在7%至10%之间”的数字表象与全球化时代背后,却依然是“凝聚华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依然是“自成一体、与众不同”的华人家族企业机制。正因如此,雷丁才试图在书中回答这样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海外华人企业赖以成功的精神资源?企业,尤其是华人企业,是文化的产物。雷丁的这一理论假设,隐含的是对“经济文化”概念的认同,也源自自身学术生涯实践与积淀。雷丁现任赫赫有名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的国际商务教授和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他在1987年深度访谈了72位居住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华人,详细了解与记录了这些集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两种身份于一身的高层管理者的信仰体系与经营理念,并参考了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华人企业的调查资料,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此书的英文版,并立即成为“关于海外华人企业研究的奠基之作”。从本书标题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雷丁的野心,那就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的核心论断:“没有宗教基础就没有道德契约,没有道德契约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换言之,雷丁和韦伯一样重视“包含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各种思想”与资本主义的“选择性亲和”,但同时他又注意到必须用现代的、非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践去检验韦伯针对20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探讨,并且要用审的实证研究去弥补韦伯及其追随者的明显不足,最终试图向我们描述和展现海外华人企业主要行政管理人员的信仰所构成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家长主义、人格主义和不安全感与韦伯的研究方法类似,雷丁也从心理社会传承过程入手,首先简要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社会结构、处世原则、行为准则和认知形式。这对理解海外华人所秉承的民族特性大有神益,因为所有这些态度、信仰和文化,其实都无声无息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例如,从华人的角度与立场去理解基本的社会结构一家庭时,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伍尔夫著《林家:对一户中国农家的研究》对中国台湾村落的研究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华人社会的行为动机与态度,亦即以直接的亲属关系为依据:“金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责任,但是亲属则不然。”这恰恰印证了社会学家杨懋春在文化人类学名著《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台头》中的观点:财产、荣誉、内部传统、祖宗精神以及尚未出世的下一代与家庭成员、亲戚关系一道,构成了家庭这一整体性概念。

雷丁以如此长的篇幅去揭示遥远而模糊的传统中国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微妙影响,事实上是为了梳理这些影响所导致的家长主义、人格主义和不安全感三大因素,探讨如何能让华人在全球性、开放式、一体化的经济中,其“企业体系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形式”。雷丁指出,华人社会中强烈的“不安全感”,源于两个悲剧性的历史原因:所处社会缺乏完全可靠的财产权保障体系,财富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一定的群体范围之外信任普遍缺失当儒家推崇的家长主义、威权主义传统与不安全感相遇家族中的成年成员就会为了追求成就感、提高社会地位,产生以拥有财富为主的强烈控制意欲,进而推动创富动机与企业家精神的出现。而当“弱组织,强关系”的华人企业将这种不安全感扩展至对关系网外所有人的不信任,以个人关系影响决策制定的人格主义组织原则与管理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毫无疑问,上述三大因素对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就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不安全感有利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居安思危、重视风险防范、增强保护意识与凝聚力;家长主义有利于融合仁慈与纪律、提高效率、维护秩序;个人主义有利于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在信用普遍缺失的社会背景中建立特性信任纽带”。但悲剧的种子早在这三大因素产生的同时便已悄悄理下:伴随不安全感而采取的远离官场、疏远政治行为,让“阻碍创新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旨意令人难以抗拒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企业不得不以令人窒息的保守与稳定措施换取服从与恭顺态度下的苟安;家长主义导致裙带主义滋生,不可细分的绝对权威更是限制了华人企业发展;人格主义让客观、中立、专业、理性的技术科层制无法充分发展。

总之,当华人不善于建立“非私人的、基于契约的、平等的、正式的合作关系”时,也就无法建立可复制、可扩展、学习型、职业化管理的大型现代化科层制组织,无法将存在于小圈子之内的低交易成本优势拓展到关系网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雷丁在全书后半部分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商业环境、内部组织、稳定与增长两难选择以及对社会层面的秩序与实用主义合作的分析,其本意无疑是为了更为深地阐述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在企业中体现的特征,但有心人也不难从中看出能推动和支撑华人企业与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那些精神资源、经营理念、管理基因的缺失。封闭、彼此警惕与互相提防在种种关于东方经济伦理、儒家经济思想、中华资本主义的响亮名头背后,其实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生来优越,正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生来低贱。华人固然有坚韧、忍耐、勤劳、奋进、自强、宽容、节俭、重视家庭与教育等许多举世公认的优良品德,但细心的读者也同样有可能从书中读出,与华人在小范围、小群体里的团结并存的,是华人在更广范围、更大群体里的封闭、彼此警惕与互相提防。一位受访者在谈到华人“抱团”习惯时的想法,更是能让我们在惊后陷入沉思:“历史带给华人的是极大的不安…朝代更选、战争频仍,还有备受争议的华人本性华人就像一盘散沙…说到这里我很寒心。所有的一切都让华人不安,所以他们拼命地想享控自己的命运。”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说过: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历史,即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和另一种深藏的、沉默的并且常常是隐秘的历史”。他在此强调的“很少为时间的持久侵蚀所触动”的这后一种历史,事实上正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化”,却也常常是“无论观察者还是参加者都没有察觉到”的过往,是我们不愿触碰、不敢正视、不能直面却又最有意义的现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本博大深邃、晦涩枯燥因此注定要被误读的伟大作品。一方面,韦伯并没有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暗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间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常常让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地区将自己的关键问题误判为如何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不是如何使现代化进程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成功嫁接、有效契合。雷丁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自然也承继了这种源于对“文化”过度强调或者有意无视的双重的误解与尴尬作为一份专业、翔实的学术文献与实证记载,此书对华人企业的概括堪称精准,附录收入的研究方法说明也极有价值。但若从更高层次的理论、思想角度来要求,他记录下的种种激昂壮阔的传奇、向上生长的力量,其实根子里只是千百年来华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摸索出来的求生方法与活命技巧。我们最应该做的绝不是盲目地去学习这些方法与技巧,而应该是努力去改变诸如等级观念、人治传统、轻忽工商等艰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