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大国崛起的姿态

后殖民主义理论之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中以一种无可置疑的语气说道:“我们只要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吊诡的是,在西方对南亚大陆这个幽国度仅仅保持着源于猎奇心理的旁观姿态时,印度却也没有反过来向外部世界投射出关注的目光,正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苏布拉马尼亚姆所言,其“政治体系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缺乏制度化的长期战略评估”。于是在这样的双重回避中有着伟大历史的文明古国给我们留下的往往只是争流百里并不奋楫为先的一个影影绰绰的模糊印象。幸运的是,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一书,略略窥得身边这个邻居的头脑与内心。该书收录了桑贾亚·巴兽在1996年至2004年间为《印度时报》金融快报经济政治周刊》《世界事务》等报刊所撰写的文章以及部分研讨会发言。如果注意到巴鲁先生曾先后拥有的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外交和战略政策研究员、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新闻发言人等多种职业身份,这本著作无疑将使我们用更为多元而精准的视角去观察和了解印度国内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的关于印度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际安全战略向何处去的大讨论。诚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所提醒我们注意的,“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我们是时候去关注另一种大国崛起的姿态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的序言中,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构想,提出新的体系至少包括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或许还有印度”这六大国际主要力量,而且他一直不断强调印度在取得如1992年至1998年间的经济高增长、进入世界核武器俱乐部等成就时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国的“潜力”。巴鲁以此在文集首篇《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中提出自己以及更多印度民众的疑问和焦虑:印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

巴鲁的答案是,为了跨越“可能的”大国与“现实的大国之间的鸿沟,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持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获得必需的财力用于国防和安全建设、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投资、确保与邻国之间的和平与安全,这将直接关系到印度在21世纪的全球体系中国家能力的强弱及其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如果印度在未来20年间能继续保持5.5%的年均增长率,印度将成为亚洲地缘政治的重要一员;而7%以上的年均增长率更会使印度不可阻挡地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实体。但相对来说不甚乐观的观点则认为,印度在1980年至2002年间所得到的5.8%的年均增长率不但无法使印度这个贫穷的人口大国解决发展问题,更无法使印度获得一个强国所需要的外交和军事地位。在这样关于昔日荣光的理想语境与关于未来增长的现实语境下,中国与印度不可避免地要被用来进行对比。根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整理出的数据,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前工业化和前殖民时代,印度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来它们对这一失去地位的不断收复”。两千年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9%,其中印度占33%,中国占26%;公元1000年时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2%,其中印度以29%的比重继续领先于中国的23%;在接下来的500年间,中国开始赶上并超过印度,而西欧所占的比重从9%增长到18%;到20世纪中叶时,这两个亚洲巨人在世界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不到9%但在共同的悲伤与遗憾后,故事似乎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在印度之前就开始了经济的高增长,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便成功地使自己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占全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但在整个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一直在稳步加快。

关于近30年来中国“国家中心式”与印度“企业驱动式”发展模式优劣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在巴鲁先生看来,印度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法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经济改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民主政治的轮流坐庄和社会压力经常把政府的注意力已从经济改革转移到别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则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应当感谢1979年开始改革前各项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打下的基础,而改革开放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保罗克兽格曼更是指出,东亚经济模式普遍地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但在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甚健全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值得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阿马蒂亚·森既自豪又忧虑地说“缓慢的经济增速与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速度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首个全面实行民主的贫困国家”时,印度其实已经决然拒绝了另一条道路:努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世界上首个让全民相信自己已实现温饱乃至小康的专制国家。在《印度是纸老虎吗?》一文中,巴先生非常重视中国评论家和学者对印度的分析,他总结道,中国分析家对印度综合国力的怀疑主义态度不但是基于对印度经济改革的怀疑,而且也是因为相信印度糟糕的政体将限制其经济和军事潜力,有趣的是,中国的学者对印度改革公共部门、关闭亏损的公共部门企业和筹集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给予了很低的得分。更有趣的是,巴鲁先生转而对印度感到忧心忡忡:“有多少政治领导人能够明白他们所作的短期妥协产生的长期后果?一个腐败、低效、狭隘和固执的政治集团对我们的国家和综合国力所带来的损害,要胜过任何外部敌人所希望的效果。好在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被我们的民主制度、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印度人民固有的世俗主义所抵消。在中国读者看来,这样根据来自中国的分析而开展的自我省察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

但巴鲁先生依然能清醒地看到,决定印度的国际形象和能力、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国家安全的根本因素并非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增长过程的“本质特征”增长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长对印度的全球竞争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增长的部门构成即工业化的程度及其财政可持续能力等等,因为印度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挑战恰恰来自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社会和经济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动荡。正因如此,在《印度和世界:学会两条腿走路》中,巴鲁先生才语重心长地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印度为了更快地重新获得自己在国际上的重婴地位,必须确保更快的经济增长步伐、更有效率和更加公正,而且能够创造出维持一个稳健的战略政策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的架构下,公正的增长将改善国内安全和确保政治稳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架构下,更有效率的增长将推进外部安全。”而当读者看到末篇《印度往何处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时,才更能体会到那些有道义担当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配享的言论自由,更能感受到一个曾领先世界却终沦为后进的民族地区置身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时特有的艰难和疼痛:一个国家不可能在落后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观上建立起现代经济。现代性不是西化思想,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然而,一个现代社会有其特定的、应予尊重和强化的基本构建要素,它们是建立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价值观、劳动者尊严、公平、平等、世俗主义、企业自由、思想与行动自由、家庭,以及对环境、公共福利与制度的关注”。在印度人民对自己的反思、规划与努力中,在印度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崛起历程中,我们自己未来的路向也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