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自由的攻击不仅仅会威动到学术调查,更限制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正如16世纪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影响人类智慧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潜移默化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限制了教师对于学术自由的追求。研究者如果要获得一批项目资金,他不得不考虑投资人的喜好。那些依赖投资人获得研究资金的学者势必会选择更加保险的研究项目,而年轻的教师很难独立获得研究资金,他们不得不加入那些资深教授的研究项目。也因为担心部分学生的质疑,很多教授不愿意在课堂上讨论有争议的话题
教师的聘用制度是学术自由的另外一个限制因素。那些还没有获得终身聘任的教授自然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学术职位,如果在目前的机构中没有该职位,那么就到其他类似学院或大学中获得。这样的结果就是,教授们会更愿意按着预先安排好的传统思路去做研究,并避免一些大胆的方法和设想
当某个学院中存在某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或者研究方法时,这种聘任制度就会有很明显的窄化效应。文学院可能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而政治学学院则可能为理性选择理论所充斥:那么助理教授为了获得终身教授的头衔必然会受到压力,不得不按照学院主导的思想开晨自己的研宄
学校要完全消除这样的压力是不太可能的。坚持原创和坚持错误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很清晰。幸好很多教授一且获得了终身聘职就不再受到其学术同僚思想的左右。甚至在获得这个头衔之前,一些在教条主义部门中的年轻教师也不完全受其前辈息想的影响,因为他们年轻,完全可以跳去另外一家不受教条约束的学校工作。4
除了来自获得终身教职的压力,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些教授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那些将来打算步入仕途的教授会避免发表一些有争议的言论,因为那些言论会使得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对他们有负面的看法。追求名利的科学家会使他们的实验数据去支持一个正面且有影响力的结论。哪怕是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也会避免触及那些敏感的、甚至会让他们道受诽谤的话题。查尔斯·达尔文因为怕伤害到他那有着度诚的宗教信仰的妻子而回避表态他对于上帝存在的看法:因此,尽管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束缚存在,但是也无能为力
有时候学校也尽力去清除来自某一方面的压力。正如之前的章节所谈到的,有些学校采取了严格的利益冲突政策,比如说,避免让那些和某个公司有经济利益关系的教授去写一些损害到这个公司利益的文章尽管这类规则只能影响一部分教授的研究,但是这些规则的订立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时,一些美国学校之外的团体会踏过学术的界限,施加压力来遏制某种观点或打压某些作者。亲以色列组织经常因为这种做法被指控,它们中有一个名叫“校园观察”( Compus Watch)的组织就和一些捐助者联系,建议他们不要拨款给那些亲阿拉伯的学者或者研究中心。另外个例子,美国校董和校友会(ACTA)绘制了一份反美学者名单,后来这份名单因曝光后受到了广泛的指责而被消。最近,一些保守派的政客要求公立大学提交那些和攻府唱反调的教授的电子部件信息,比如有些教授认为气候变暖是客观存在的。这些要求被认为是用来发据令教授们惭愧的事实,并用这些事实来攻击教授,以便让他们不再与政府唱反请
如果所有的团体组织经常因为有争议的研究课题而发动对教授的经济制裁或者政治制裁,那么学术研究就无法开晨,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就会变得非常精糕。而现在,公众还是非常反感这类行为的,迫于论的压力,这类行为的发生频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学科带头人必须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这些压力。一且有组织的攻击行为越来越普遍,最后的结果就是解聘很多发表争议观点的教授,而这就正如一个世纪前,约翰·杜或( John Dewey)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为了学术自由而两强抗争样。很显然,不同的声音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若是有影响力的攻客和私人团体阻碍了学者们合法地表达他们不同的声音,那便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了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大学中也出现了很多与社会压力相类似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学生团体试图将自己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正统化,他们不仅将这些观点强加给自己的同学,同时也抑制了教师的言语和学术的发展,甚至有些教师在学校里成为了学生嘲笑的对象
在经历了几年学生动乱后的1972年,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学詹姆斯·或尔逊( James Q.Wi1son)勇敢地指出,有很多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场合不能谈的话题,这其中包括针对城市中犹太人的公共政策、智力和遗传之间的关系、公司在海外政体中的角色,等等。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的校园里,威尔逊所指出的问题可能除了智力和遗传的关系之外基本上都可以尽情畅谈了。但是,不断产生的争议也使学校行政部门必须明确在热烈讨论和骚扰或者威助之间的界限
最近,广为报道的例子涉及对妇女问题、少数族裔和同性恋问题等表达异端观点的那些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校园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观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对那些发表批判性观点、无礼言礼和不包容言论的人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引起了保守派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担忧,有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也随之产生
政治正确性思想引起了一些很奇怪的争议。毕竞,学生们的行为是种过去正统观点和偏见的继承,而这种做法也妨碍了言论自由,并让人们的观点趋于一致。叫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有些女生故意隐藏自己的学术兴越和学术成就,她们害怕因此失去女性魅力,因为当时男性更愿意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而本科生们会排斥非裔和犹太人,不让他们参加联谊会、兄弟会或聚会等。当然,今天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存在了,但为什么批评者选择那个时期抗议呢?
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在很多学校政治正确性思想不仅仅只影响了学生群体,也影响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这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了很多学校的官方政策,例如,在很多学校实行的言行准则中就有体现。学生们对某些同学批评堕胎或对妇女做侮辱标记的行为表达不满是一回事,大学发表声明禁止“性别歧视的笑话”或“不当的直接嘲笑”,并对这类行为作出处罚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此,人们应更加担心学校运用政治正确性来禁止教师们发表异端观点,因为这势必会引起公债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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