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成功的大学管理体系与现行的大学管理体系相比,就不难看出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一坐大学,校长行事果决,不受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并能确保校董事会成员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也有一些大学,工会的影响力太大,教师不愿意进行改革,只想坚持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种管理体系中都很常见,并不能证明是该体系的问题太多,无法进行重大敌革。要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就必须要仔细分析当前的形势。管理体系中有两大问题三经引起足够的争议,它们是:共同治理和过度的政府监管。
问题1:共同治理在拥有大量教师并重视研究的大学里,教师和行政人员在大学治莲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提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渐助领导层作出更好的决策:校长和教务长都具有独特优势,可以纵览全局并了解外界的需求、风险和机遇。对于现有资源,校长和教务长比教师有更深刻的认识,方便采取行动,利用机遇:在教师的帮助下,校长和教务长可以更好地衡量损益、认清不足,茱中精力去评信获取额外资金支持的可能性:最后,由于校长和款务长不属于任何部门,所以能够客观地衡量需求并规划重点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领域的研究,教授比核心部门了解得更多:校长或教务长不太可能知道怎样教学生字符串理论,或者在政府或伊丽莎白话剧之间作出比较:同样,教授也更了解不同院系的斋求和机会,教职工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图书馆的资源以及后勤工作等。了解这些信息对提升教学和研究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尽管有些校长可能会持不同意见,但经验证明,在提升学术价值方面,教授比学校领导更为在行,因为前者不太可能会栖柱原则来获取更多资金和竞争优势
对于教授和学校领导都有能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让他们共同参与可提升大学治理水平:而教授和学校领导的共同参与也能提升士气,使学校项目获得更多支持。学校领导必须支持院校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向捐助者、校友和其他利益群体推荐学校项目。教授要对所在院校的决策有信心,这样才能认真彻院校的政策:如果学校领导和教授能够参与学校的政袋制定和活动策划,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加支持院校的政
在哈佛大学,有两群人对本科课程进行了改革。我对他们的努力进行了仔细观察,而这一观察结果影响了我对共同治理的看法:第一次对共同治理的综述评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Rosovsky)对本科教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由于本科教育许多年都没有经历大的变动,所以研究的重点是通识款育占课程的比重以及所有学生都斋要完成的课程要求
在外行人看来,这个过程异常烦班:最初,罗索夫斯基院长在1973年10月向全体教师递交了一封22页的信:信中,他罗列了本科项目的缺点,并闻述了该研究的重要性。由于已经预料到教师对这封信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在1976年,罗索夫斯基院长写了一份年支报告,阐述受过教育的人的特点:他得到了更多的回应,与教师进行了一对一谈话。之后,罗索夫斯基院长任命了7个独立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到两名学生代表组成,从包括录取手续及标准,大学课程或专业等各个角度来研究本科项目。
1977年1月,研究通识教育的小组递交了第一份报告。报告提出了实现8个学术目标的新方法。随后,这份报告引起了款师之间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形式各异,包括非正式讨论、院系会议、公开会议和其他规模不一的小组讨论等。报告推荐的结构逐渐成为了会议的观点和论点:后来,全体教师热烈讨论了修订后的报告,并最终道过了大致的解决方案
为制定每个小组必须要满足的细节标准,8个小组委员会得以建立。经过全体商讨,通识教育委员会( Genera1EducationCommittee)把标准写进35页的报告,并在1978年1月递交给全体教师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全体教师讨论了这份报告泛的辩论涉及了许多问题,例如,该报告提出的要求是否会阻碍有能力的学生申请哈佛大学;对于非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在两个学期的课程中,可否教授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科学知识等等。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各种修改与解释,投票开始。最终,新课程以182:65的结果获得通过
上述复杂的过程想必会令不少读者感到吃惊:不过,大大小小的会议还是取得了几项成果。全体教师慢慢意识到,学校的课程项目其实还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款师参与了课程制定,而不是对小小的委员会点头哈腰。同样,兼职教师也欣喜地看清了共同的教育目标,也能通过自己的课程对教育目标作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逐渐开始关注本科教育: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兼职教师的重心一直倾向于博士培养和研究
这个过程使许多教师对制定新核心课程充满热情。两年后的跟进报告指出,超过100个新课程与修订课程已经准备完毕并获得核准通过其中,超过80%的课程是新课程,这些课程由终身聘任制教师教授:在近些年中,这些教师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参与过新课程制定。截至1981年,新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入学数量增长了50%:许多学生选修新课程,以获取更多知识
在过去的30年中,教师对教学的热情逐渐变淡,对实现共同目标的热情也逐渐诫减退:因为越来越多的元老级教师退休回家,而新来的教师没有参与过课程制定:但至少对于这一代人的本科教育来说,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涨,这对本科教育的发展非常有利
尽管最终由款师们决定是否采纳新课程,然而行政部门也对新课程的采用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首先,罗索夫斯基院长愿意十分坦诚地谈论本科教育状况,他认为教师们应该全面审视本科教育。其次,罗索夫斯基院长对促进教师的广泛参与也作出了很大贡就。最后,他还选拔了关键的委员会成员,并叮满入选教师要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通过罗索夫斯基院长的努力,学科带头人成为了款师队伍中最有造诣、最受尊敬的学者:教师的参与和贡献使得整个过程变得重要而合理,不仅结果让人更加满意,同样也激发了自身实践新课程的热情
在近30年后,我意外回校担任了15个月的代理校长:与此同时,校董亭会还在寻找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校长的继任者正巧,在我就任期间,教师对通识教育课程的评审刚开始两年:但在那个时候,委员会的报告和推荐方案三显示出教师的热情出现了一丝减退,教师的沮丧情绪也已开始显现: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我决定任命另外一个委员会,并努力在该学年结束前制定出新课程,因为在该学年结束后,新校长就要上任了
作为校长,在工作开始前,我并没有循规器短地做工作回顾与审查,而是花了大量时间思考本科教育,甚至在就任前,出版了一本关于本科教育的书:在书中,我对目前的大学课程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了常见的课程要求所存在的问题:另外,我也针对许多大学教师不关注教学经验研究这种现象提出质疑:我看过的初期课程报告似乎都印证了我的想法:经过几场非正式会议,我与新课程委员会交换了意见,并与成员们沟通了想法,这样就能在尊重他们独立性的同时,又能提出改善的建
通过大量的努力,新课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报告,召集了几组款授,组织了几场非正式会议,全体教师就新的提议进行了辩论。有时,讨论会显得无休无止。好几次,我都想到了莫里斯·尤德尔( MorrisUda11)对美国国会辩论的评价:“所有细节都被讨论了,但并非每个人都谈到所有细节:”到了最后,全体教师投系通过了新课程。因为时间有限,并非所有本科教育的问题都被考虑到了:像往常一样,许多非正式的讨论和漫长的款师辩论释放出了教师的能力,使新课程符合刚刚通过的标准
在思考过本科教育后,我开始相信,共同治理对于款育政策意义深远:当然,新课程必须经过教师批准,其所有权也应该属于教师。这不仅是因为教师是课程教学的专家,还因为教师必须认同新课程是自己的创造,要付出努力、拿出热情来让新课程成功:然而,几乎没有教师热悉本科教育中的文学部分,但文学部分在本科教育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甚至我任命的委员会也没有花时间研究关于通识教育的论文
大学还存在其他一问题,一些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应当葶握在学校领导而非教师的手中,因为行政人员和校董们对款学或科研项目更了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就是因为学校领导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超,或者在关乎金钱的重要问题上,校董们有责任提供资金以确保大学运转。像预算最终核准以及教职人员资金分配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目的是提高教师的信任度,还是充分利用教师的专业知识,磋商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再以我的个人经验举个例子:就每年计划来年将多少捐赠资金用于现有项目这个问题上,我让法学院、商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院长任命一名投资与金融专业的教授,让他与我、学校的财政部部长和金融事务副主席一起讨论出建议,然后提交校董事会:这个讨论过程能让教师们保持信心,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影胀严重,股市疲软,捐赠资金的实际价值绝水,教师的工资也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艰难的岁月里,教授的意见对我们作出复杂的决定是非常有帮助
如果针对主要问题的决策亭宜落在教师身上,或落在行政人员的身上,那么两者也都可能出现失误:对于丑闻事件与校际竞技过度现象大学行政部门要负主要责任。而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发动了很多抗议活动,教师们因受到压力的千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这种判断失误在任何一个体制中部会发生:然而,如果决策者愿意倾听有专业背景知识的人的观点,那么这些失误的发生率就会下降
当然,亭实上,没有人可以保证教师和行政人员一定能够有效地配合:一开始,人们以为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会经常产生分歧,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行政人员的数量与大学的经济运行情况关系密切。当资金不足时,行政人员会选择减缩成本,例如,停止招聘和一些冗杂项目等。而行政人员也可能会通过加强体育项目建设、促进研究成果商业化、开展风险项目等方式,以盈利来缓解预算压力。但教师往往对这些做法不一顾。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研究生项目的建设、招聘教授、集资、精简机构、促进学术项目减员增效等。另外,他们同样也不太支持行政人员扩大网络教育或其他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可能会改变其款学方法,或者会迫使他们教授自己本专业以外的其他课程
我们不应害怕这分歧:如果分歧不存在,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共同治理了。只有合作害有成效,分歧才能妥誉解决,双方才可以互相约束,诫少错误与过度之处,从而使治理结果更加完警。不过,当双方互相猜忌、不信任彼此时,分歧也可能会引发很多争议并造成局
如果你听评论员的评论,那么你会很容易明白,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分歧是很常见的,而且整个治理体系运行得极为不健全:论述共同治理的教授经常强调教师的观点总是被忽视,因此需要教师的更多参与:另一方面,大学前任校长在谈论治理时,经常强调必须与教师委员会不断磋商,以寻求共识达成重要的决定,并且还要防止学校领导步伐过快,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出现的机遇和问题。总而言之,杰克舒斯特(JackSchuster)教授和马丁·芬克尔斯坦( MartiFinkelste)教授通过大量的学术职业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人对学校治理感到满意,教师不满意,行政人员不满意,校董也不满意:”
尽管有抱怨,但通过仔细观察,共同治理还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即便一些教授有些不满,但是大部分教授还是相信他们确实能够在学校享务中保持影响力的。63%的款授同意这一点,而80%多的高层行政人员和服务校董事会的教师代表也认同这一点。
这总体回应是否能够掩兼主要分歧,主要取决于受访者是谁以及人们指的是什么决定。超过2/3的受访者同意,在教师任命与晋级、课程制定等方面,教授应该享有决定权,或者分担共同决策的责任:与此同时,对于任免院长、设定教师薪水、批准预算和建设项目等方面上,只有1/3甚至更少的受访者同意此观点
这些分歧是存在逻辑的。因为教授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对制定课程要求和评信教师队伍的质量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同理,他们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领域,话语权自然也就少一坐,例如行政建设项目问题。而在过多涉教师私利的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也不会太多,例如设定薪水,或是决定学院或系教师名额等
全体教师对行政人员和教授到底产生多大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相差甚远:尽管行政人员和教授都认为,教师至少在学校亭务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65角的高层行政人员认为,教师在学校事务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而只有17%的教授同意以上观点:然而,再往深处探究,就会发现其实分歧并没有那么大:行政人员和教授实际上都参与了治莲工作,他们服务于政策委员会,或者是学校议会的成员:显然,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教师的影响力实际上比人们第一印象中的要大很多:款师代表和高层行政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依旧存在,这就反映出行政人员意识到在讨论提议时,要采纳教师的意见,并且知道采纳的分寸。而教师代表只能看到自己的提议,并认为他们自身的影响力是通过讨论结果中,行政人员采纳教师意见的多少来体现的
在小规模的大学中,款授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在只有本科项目的大学中,39%的教授认为自己在学校务中有“较多话语权”而在研究型大学中,只有13%的教授认同这一点: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只有本科项目的大学有很多小型文理学院,这些机构中的教授有更多的机会亲自参与学校亭务,或者身边的好友或同事是学校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对于款授与直接参与学校治理工作的款师代表而言,两者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款师在治理中的影响力是增大了还是减少了?根据舒斯特和芬克尔斯坦的研究,1969-1997年的调查显示,认为款师在学校享务中的影响力减少的人数在下降:然而,通过美国在1970年和2001年所做的涉及教师参与学校事务共型领域相关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能够得出更多的信息。调查清楚地显示,在重要决策领域中,教师影响力大大增长:2001年的调查发现,在高层行政人员和教师代表中,大部分的人认为,教师的影响力在过去20年中大大增长
为什么教授认为治理参与度在下降,同时还相信教师的参与度在增长呢?那是因为教师的参与人数在增长,导致教授积极参与治理的比例在减少:所以,很自然,越来越少的教师感觉自己在学校亭务的影响力下降:1970—2001年,教师和教师代表的心理变化更准确地反映出其大学影响力的变化情况(见表3-1)
或许我们的研究还能透露出不同小组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系上的不同观点:高层行政人员中的62%认为这种关系是“合作性的”;35%认为这种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冲突,但还是具有合作性的;只有2.9%认为这种关系是“可疑并带有对抗性的”:教师代表的认识则没有这么乐观他们中只有生7%认为这种关系是“合作性的”;9.7%认为这种关系是“可疑并带有对抗性的”;而其余的教师代表认为这种关系虽然存在一定冲突,但还是具有合作性的。另一方面,19%的教师指出“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不太和谐”:
教授和教师代表认为,在只有本科项目的大学里,款师和行政人员的关系要比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好:教师代表对行政人员的印象更好,也许是因为行政人员感觉自己对学校的责任更大,能够对外弄社会代表自己的学校。因此,在对待自己的工作时,态变也会更加认真。
行政人员和教师代表似乎对共同治理有着更准确的感觉,因为他们能得到最全面、最细致的信息,能够亲自看到共同治理体系的运行情况。所以,只有不到10的款师和行政人员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相样了。令人担优的是,只有一部分的教师(42%)认同学校“一直或者经常”谈论的发展方向。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普通的教授也不认为自己在学校事务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出,教师代表没能有效地与其他同事进行沟通,或者普通教授对教师代表提出的学校治理问题并不上心。
校董和前任校长曾提出:公共治理无效,教师参与度应当减少。我很难认同这个观点。款授在学校内务治理方面非常重要,对于能够影响教学和研究的决策,他们的支持颇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能够替代公共治理的良药。款师代表行动退级,他们很难认清影响当今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如果继续这样,那么教师代表将无法进行有效磋商。另外,给校长权力,让他们单方面行动,也会导致错误的产生,但如果享先与教师讨论,错误则可以免。毕竞,在本世纪初,针对众所周知的校际竞技过度现象以及营利性互联网投机惨败,需要负责任的也亚该是执行部门,而非共同治理
但是,权力是分散的,如果互信程度不高,磋商过程争吵无数,教师和校长都有沮丧情绪,那么共同治理也不太可能成功。幸运的是,对于大部分学校,只要参与者向着成功努力,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如果校长和教师一起努力,确保治理机构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做到彼此尊重、彼此负责,教师自然而然会经常参与公共治理:而如果有教师的参与,行政人员又能提供足够的事实和论点来支持所推荐的方案,那么磋商就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显然,大部分学校确实在努力进行共同治理。否则,大量的调查参与者就会认为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关系是敌对冲突的。相反,实表明,教授没有抱细教师的影响力不够,校董和前任校长也没有表示出现僵局:正如加布里埃尔·卡普兰在总结治理时写得那样:
虽然日前教师和高等教育观享者对头同治理存在忧忘,但收集到的数表明,共同治理并没有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么运转不佳、不受待见,也没有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会产生威胁。在许多学校,教师在学校治理中似乎起到了非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显得很有价值。几乎没有行敌人员表示教师的参与会对有效治理产生障碍。
问题2:过度的政府监管并非所有的决策都由大学作出:政府言员,尤其是州级官员,在指导和监督公共机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这并不稀奇。公立大学从所在州获得了大量税收资金,对当地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另外,公立大学还通过调整学费、提供经济资助以及改善教育质量,为本州学生接受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
公立大学规模日渐扩大,相关活动对人们的影响日益加强,政府监管的性质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以前,大部分州政府很少千预学校务:。但进入19世纪之后,来自政府的监管渐渐多了起来。如今,州政府会对学费设限,大学的年度预算也要通过州政府的审核,而这种审核有时候细致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大多数州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系统,包含监管委员会或某种形式的协调机构,以审查机构成员学校制定的计划,从而决定是否要开展新的项目以及由哪大学来开展。
就监管程度而言,州与州之间差异巨大:例如,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坐大学拥有法定自主权,日常的管理决策可以免受政治千预。但在另一些州,州政府对大学的监管更加严格,学校的一切开支预算的微小调整、管理决策的制定等,都要提前获得政府的批准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大多数州部在努力将本州大学打造成更能肩负责任的大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立法机关尝试推行了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项目,即拿出年度按款的一部分,根据各大学的既定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配。但几年后,类似项目就逐渐消失了,因为20002001年的经济衰退使得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持这样的项目:而且要制定标准来有效地衡量绩效,其难度也超出了立法者的预期
近年来,美国一些州开始重新关注大学的情况,例如,本州学生的入学情况和毕业率、学校获得研究经费的情况等。许多州改警大学运作的努力不过是要求学校提交详细报告,其内容包括学生的入学率和毕业率,近几年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学校有多少研究获得专利等。然而,越来越多的州政府重新开始利用拨款来促使大学调整计划,以完成一些公共目标,例如满足本州的劳动力斋求:千涉性准则规定学校在日常管理问题上要提前获得州政府批准,但一坐州对于结果的强调使得这种准则的影响得到缓和
事情的轻重纸急和做事的方法步骤,本来就存在着差异。因此,美玉政府监管往往使得相关各方产生不和,发生争论。校董亭会之上还有一个监管层,这两者在共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相互协商:仅是这一点扰很容易让管理一所公立大学变得非常棘手。克拉克·克尔和玛丽安德( Marian Gade)在他们关于校董事会的书中说道:
近年来,无论校内还是校外,能对学校重要活动进行否决的团体或权力集团越来越多……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否决权增加就意味着我决策的减少;烦琐的磋商和意见碰撞使得决策遑庋缓慢;对于学校来说,更多的是相互竞争的观点,而缺乏统一的中心思想。
学校代表和州级言员之间的关系还会因为两者在价值观和关注重点上长时间的不同而变得紧张:一般来说,州级言员最感兴越的莫过于大学为本州学生提供更多入学机会、低学费以及提高本科学生的教学质量。另外,近几年他们还关注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职业教育。而大学领导所关心的则是收取更高的学费以增加收入,招收更多的非本州学生(费用更高),加强各领域的教育和研究(研究目标不仅限于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以及吸引更多可以提高学校声誉的、有才能的师生。这些关注重点的固有差异很容员让人感到心灰意冷,菜些州的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学校代表往往认为自己比州级言员学问更高、见识更厂
近几年,大学及其融资方式的特殊性加深了这种矛盾:大学与其他依赖于州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监狱等机构不同:它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例如学费、研究经费、私人捐赠等。立法者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当时局比软困难时,公立大学就不得不与其他机构争夺不断缩水的政府资源
自1980年起,州级言员就已经开始因为持续增加的开支捉襟见肘,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中、小学教育以及不断提高的医疗补助计划和监狱维护成本:这些相互冲突的资金需求,使得立法者不断削减高等教育支出在州按款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9.8%下降到2000年的6.9%:2008年的经济萧条更是雪上加霜,到了2009年,在公立大学的收入中,来自州政府拨款的比例已经从190年的32下降到18%:2008年的经济萧条之后,这个比例还在下降,以至于很多人都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未来感到担忧,同时担心公立大学中的佼佼者还能否与一流私立研究机构并驾齐驱
学术机构所需要的资金,不一定就是州政府能够提供的资金:大学斋要的是稳定、可靠且越来越多的支持,以便制订计划,应对不断增长的运作成本。然而,州政府的税收收入会因经济状况而波动,这就使得公立大学所处的环境时好时坏一一经济繁莱时,大学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经济萧条时,税收收入或少,政府开支减少,大学也得节衣缩食这样的波动让学校行政人员很难开展款学项目和研究项目,同样也很难维持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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