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大师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介即信息。当你每天从报纸上读到不同的资讯、故事、声音与诉求时,又是否意识到那或厚或薄的一摞新闻纸、那数尺见方的报摊,其实本身也承载与反映着大时代中的种种政事世情、物是人非?当你在蓦然回首时发现城市越发拥挤逼仄、生活愈加忙碌奔波,又会否怀念那正在逐渐消逝的纸媒与报摊文化?
“报纸档背后呈现的香港大历史小历史之进程,是不可小觑及必须保育的街头重要文物。”在《街边有档技纸档》的自序里,作者庄玉惜提醒我们,高谈阔论“文物保育”时不应只偏颇于唐楼、差馆、监狱、码头等“二战”前实用建筑物;而在数出“大排档、雪糕车、、刷鞋档、露天市集”等种种小贩摊档背的集体“香港故事时,更不应该忽视了报纸档这个独特的庶民文化与香江历史符号。
这本书其实是庄玉惜在修读香港大学文物建筑保护硕士课程时的论文。但她当初选题时发现从未有人做过类似研究,连导师也怀疑报纸档“不是绿的,就是红的,不是铁皮,就是木板,哪有研究价值?”事实上,如果你将一个课题写得不够有趣,那只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庄玉惜通过翻阅梳理蓝皮书宪报、行政报告、官方书信、殖民地档案等文件资料,以及大量访谈了见证甚至参与了报纸档风雨变迁的人士,介绍了香港报纸档的缘起、发展、设计特色与报贩身份,更以经济、法治、城规、市政等全方位的角度延伸探讨再加上庄玉惜有一支十年记者经历练出来的好笔头,全书读起来轻松有趣。香港的首个报纸档原来竞与反清革命有着不解之缘?1904年,《南华早报》在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总站这个全香港权力最集中、营建最华丽的地方设立了独家报纸档,其创办人谢赞泰原来早年便是孙中山统领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老资格成员,其父谢日昌更与太平天国高层素有联络,长期负责在海外筹款支援,可以说两代人都以反清事业为已任。但在历经兴中会里孙中山与杨衢云之争、革命党多次起义败北、与康有为及梁启超合作未果等诸多波折后,意兴阑珊的谢赞泰最终选择了以办报的曲线救国方式“培育人们支持反清这一终极理想”,此间的兜兜转转,可谓清末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此举成就了《南华早报》这份对香港社会与历史来说影响极为深远的亲英报章。多次向政府申请在黄金地段开档、切实划分各类目标读者群、以专售模式为50年间全港报章零售定下游戏规则,《南华早报》此后的一连串行动,更是隐隐契合了“是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以实务营商”这一对谢赞泰的形容与写照。而报社扩充业务所带来的利润增加,也使港府大为重视。区区报纸档的牌照审批与面积扩大等事宜,无不循工务可、辅政司直至港督层层上报,还往往涉及定例局、抚华道、库务司、田土厅等部门的推诿扯皮,扰攘数月却又糊里糊涂地忽视了征费等核心问题,尽显殖民地政府的权力结构与官僚作风。
如今的报纸档尽管组合各异,却隐藏着半个世纪内万变不离其宗的标准设计规格,并立此存照于1960年政府宪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标准化的构思竞源自一位英籍警司之手,并获得警务处处长大力推介。警察与小贩的关系常被喻为“猫捉老鼠”,为何却出现警察劳师动众为报贩设计报纸档的咄怪事?庄玉惜在故纸堆里搜寻整理,通过互联网找到这位已年过八十的警司保域的踪迹,在访谈后还结为忘年交。此中折射出的警方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冲突、小贩管理中对“制服权威”的迷信,乃至政府当局一以贯之又层出不穷的“针对小贩的苛刻施政”,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甚是过瘾。
如今的报纸档尽管组合各异,却隐藏着半个世纪内万变不离其宗的标准设计规格,并立此存照于1960年政府宪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标准化的构思竞源自一位英籍警司之手,并获得警务处处长大力推介。警察与小贩的关系常被喻为“猫捉老鼠”,为何却出现警察劳师动众为报贩设计报纸档的咄咄怪事?庄玉惜在故纸堆里搜寻整理,通过互联网找到这位已年过八十的警司保域的踪迹,在访谈后还结为忘年交。此中折射出的警方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冲突、小贩管理中对“制服权威”的迷信,乃至政府当局一以贯之又层出不穷的“针对小贩的苛刻施政”,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甚是过瘾。
面对政府“积极干预”的街头净化思维,报贩们并非一味对重重规限逆来顺受,而是充分体现了街头生存哲学与民间智慧。早年的报摊只准售卖本地报纸,香烟小贩牌照需另行申请。此后,法定的额外销售物品种类才逐渐予以宽限。时至今日,玩具、零食、眼罩、打火机、纸巾、电池、漫画、卡通贴纸、手机挂绳、利是封、电话卡…一个小小的报摊可以随档摆卖的物品甚至超过30种,如小杂货店,又像文具店,确实让人眼花缭乱通过庄玉惜由外至内的拆解,报纸档在有限的空间里因地制宜、层出不穷的设计思维、装置艺术、展示方法和颜色密码一目了然,凡此种种,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解读,而当中的宏观背景、政府施政理念、报贩生存之道等关联在一起,透视出浓浓的“人情”。
报贩们对自己的身份、现状和未来的困惑与迷茫,在书里也得以一一展现。他们售卖新闻,但自己却很难成为制造新闻事件或撰写新闻的人物。当城市的现代化与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破坏了他们的生计空间、资源和手段,在迅疾变化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往往是最容易被现实飞速掩埋的人。但书中仍有能让我们感觉丝丝温暖之处:1955年,香港市政局与社会局有意将一位麻风病康复者安排在佐敦码头这一黄金地段经营报纸档;在秘密观察康复者能力与顾客接纳程度后,开始将小贩发牌制度由行之已久的管制方针转为恩济贫的福利救济手段,以便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原来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之外,判断一座城市现代化与否的关键,在于城市中的每个人是否都能有尊严地活着。这些方寸之间的大学问,不知道那些只顾埋头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光鲜外表的城市管理者又能学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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