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常见的国货运动标语之一。对今日的国人而言,这样的口号可能只是历史书上一警而过的字眼;但在二十世纪最初的3年间,“国货和国货运动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长时间贯穿在各种看得见的政治、军事、实业、文化、地理活动中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激烈的时候,身在其中者或亢奋不止,或痉挛成疾”。对当时许多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口号并非仅仅是生活中的一种思想潮流、政治倾向或者个人选择,它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葛凯在2003年出版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译本葛凯在书中第一次把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两大看似无甚关联却都影响了近现代世界的关键力量,放在同一情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之下进行研究。在葛凯笔下,正在兴起的消费文化帮助界定和传播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也反过来塑造出萌芽中的消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一相互交融的过程,伴随着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普通中国老百姓把自己当作近代国家公民这一过程的形成。“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枯燥甚至虚无的概念,而是通过民族化的消费主义与消费化的民族主义,被想象出来、被制造形成、被扩展开去、被制度化以及被实践着。严密的结构、严谨的语言与细心的论证丝毫没有妨碍这本书的可读性;恰恰相反,这本书相当有趣耐读。专业研究人员可从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等丰富的文献与超过70页的参考书目中得益,而且尽可以对作者的资料搜集、整理、综合与解读水平放心:葛凯早在1986年便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然后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游学或进行研究,其间他还在合湾地区生活了三年以研究民国史,在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了两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完成博士论文。

普通读者也可以在作者图文并茂的论述中得知许多饶有趣味的史实或观点:辛亥革命后,最激烈地反对除了剪辫外男人外表其他方面任何变化的,并非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守旧派,而是害怕西方服饰与进口毛料对自己经济利益带来强大冲击的丝绸商人,大的可业行会更是与中华国货维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等革命者改变了起初完全支持西式服饰的立场,甚至最终采用了从德国借道日本传到中国的、没有清晰民族特色符号的、“折中样式的”中山装;“奸商”们将“外国货”假冒为“中国货出售,并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以资金、管理者、技术和劳动力四大产品基本因素为标准规范与分级“国货”;在国货运动产生的抵制文化中,既产生了“华生”牌、“抵羊”牌、“九一八”牌等民族主义或“国耻化”的品牌,也出现了“亚普耳”牌灯泡这样有意模糊自己国货身份的产品,“他们制造国货产品,想以此拯救中国,却常常发现消费者提防国货”…消费文化与民族理念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形而上学,它们就在这样鲜活于日常的现实中,在被无意遗忘或有意改写的历史里。国货运动制造中国在葛凯看来,与现代的消费者团体和活动相比,国货运动从组织性上说从来都不集中划一和界限清晰,它只是“一系列展开的、成长的并具有互动性的协会、演说和协会”推动下的零星、分散的运动与活动的总和,其形式涉及了服装潮流、食品、展厅、百货公司、集市和广告,其内容涵盖了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批评不使用国货的消费者以及努力推动本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参与者包括了“丝绸商人、示威学生、妇女组织、工商企业、政府官员以至普通市民”。作者对这一松散型运动和组织的识别与定位是敏锐的,遗憾的是,书中缺乏社会学意义上运动的动员能力的分析,缺乏经济学意义上对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这一运动的诱因以及此前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分析,甚至忽略了从历史学意义上去分析对1930年起日本在华北等地的大规模武装走私对国货市场的挤占,1931年“九一八”事变对关内外国货贸易的影响,1932年“一·二八”事变对上海民族工商业的破坏等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变动对国货运动负面甚至消极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凯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野心勃勃实际上对这个话题,还有其他阐述与分析的可能一或者像美国学者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描写1905年标志性的反帝主义抵制外货运动时的节制论点:“表面上,这次抵制行动不似拳民的暴力手段或美国的激进言辞那般激烈,却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以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形态,采取具体的经济抗争手段回应国家所承受的屈中国民族主义的滋长与复杂,仅是晚清社会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个面向而已。经济、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压力现在才开始施加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又或者像日本学者久保亨在《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问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中的分析,关注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包容了非欧洲地区的民族运动与民族主义要求,并且意识到国民政府主导的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客观上使中国与英美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同时加大了与日本的经济摩擦,并表现为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越来越多地将日本货作为抵制对象。

国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在结论部分,葛凯指出,国货运动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整合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目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与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旧日的中国缺乏关税自主权等部分国家管理职能以及有效避免进口产品倾销的真正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正视外国商品在价格、质量时尚意味等方面的优势,如果我们发现当时广大的中国消费者群体中至少一度薄弱的民族国家观念以及民众的崇洋心态,如果我们着重考外贸人超的统计数据以及旷日持久的国货运动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那么我们很可能必须承认国货运动并未取得成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更为细微的文化层面、更为基础的制度层面以及更为潜在的观念传播层面,那么我们可以说,国货运动以其深度、广度和创造力成功地使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融入了中国新生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这种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无间融合成功地构成了生活在“现代中国”的基础,成功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时尚、经济以及政治语汇。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国资本深层次的顾虑”、“自力更生”的方针、“当代国货运动”的内在矛盾情感以及民族主义诉求等,也可以追本溯源地从二十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痕迹与影子。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分析方法甚至还可能有着颇强的现实工具意义:即使有许多国家已经习惯了模糊产品国籍性的全球性消费文化或者喜爱将“外来”产品视为时尚象征,在印度、韩国、巴西、马来西亚等许多后殖民地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有很强的意愿去“通过物质文化来实现文化和经济自治的几个国家”,国内国外的二分法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和现实意义,以至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当政府政策和公众呼吁消费者以爱国消费来帮助国家时,“应者云集”。强调“中国制造”的过程,正是制造“中国”的过程。葛凯的这一中心论点,与今日的现实仍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或相似虽然中国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期侧重于进口替代型战略,而在改革开放后侧重于出口导向型战略,但当我们体会到“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是如何不可能时,当我们骄傲于如今“世界工场”或者至少是“世界车间”的国际地位时,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其实是“多国制造”甚至“全球制造”时,我们从这本书中依然可以读到近一个世纪前人们的焦虑与愤慨、自尊与自立,也可以读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以及一种关于成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