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陈明远先生的新著《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秉承此前《文化人与钱》《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相关著作的思路,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名人的经济生活这一新颖角度入手,着力于分析晚清至民国著名文化人“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与经济背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一段与印象中大相径庭的民国知识阶层发展史。陈先生认为,近年来自己花的“最大的功夫”,在于完成了《何以为生》这本书的附录与列表。这样看似本末倒置的“功夫在诗外的做法,实际上与作者在全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作者正是通过翻检日记、文章、书信、档案、房地产变迁、版税情况、收支账等琐细繁杂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并且与同时代的其他记载、资料相互佐证,才终于较好地回答了“十九世纪末到1949年初历年的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多少钱的问题。也正是由于确立了当时与现今的物价水平以及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才为比较分析数位晚清至民国著名文化人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实际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到这些栩栩如生而经得起考据的例子,我们不禁会诧异起来:到底怎样的民国知识阶层印象才是真实的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受当局犁肘打压、生活艰辛窘迫的文人形象还是书里揭示的惬意富足、备受尊重的著名文化人生活?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一个准确的答案罢。已经发生的事件

看到这些栩栩如生而经得起考据的例子,我们不禁会诧异起来:到底怎样的民国知识阶层印象才是真实的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受当局犁肘打压、生活艰辛窘迫的文人形象还是书里揭示的惬意富足、备受尊重的著名文化人生活?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一个准确的答案罢。已经发生的事件绝不可能完全再现,主要以文本的形式流传后世,成为人们解读的媒介,而叙述历史的人又存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与个人顾虑,难免有所保留、有所舍弃,再加上各自不一的理解和阐释,使历史具有了与客观性、真实性不相符合的偏差。好不容易客观把握的言说意义,最终也会被吸纳到接受方主观的意图之中,其客观性将只以相对的程度存在。“价值中立”,要真正做到这句话极其困难,近乎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甚至被解读为二择其一、划线归队的“价值中立便是不向我方靠”“不是朋友,即为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过去”,爱德华哈莱特·卡尔要求我们警惕的“史家与事实互动过程中的主观建构更绝不容忽视。唯一可以做的也许是把对历史文本的诠释本身理解为一种异型的历史性关系,即一种连续性之中的变化,它实质上具有“历史的性质”,历史因而部分的是可叙述的,只是这需要建立在掌握充分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使用足够大量的史料来抵消个人在叙述时的偏差。这种史料的使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细节创造历史”,即如本书以及《银元时代生活史》等作品一样,尝试通过整理和发掘为尊者讳为胜者讳的,种种人为的掩盖、润色、粉饰所遗忘和疏漏的,鲜活而不容质疑的细节,揭示出本身不会掩饰自己的事实本身;二是“比对创造历史”,即以北洋军阀历史研究为例,如果可以整合时人所写前史、前朝所述前史、与前朝勾连纠缠的今人所写前史,虽路数各不相同,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路子、观点、境遇各自不同的作者的叙述,不管本身的真实性如何,在勾连比对之下,所得出的,往往才是历史的真相。

可惜得很,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正在于这样大量的史料难以得到。部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自然湮灭,部分是由于耐心考据、校检、翻查陈年史料的细节远不如提出某个标新立异的新思维或者某种宏大叙事般容易引起注意,部分是由于所谓主流史说的权力中心对反映边缘观点的清洗、改、掩饰,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 alization)常常又导致新的话语或体系霸权的产生,以致后现代史学家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如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安克斯密特就提出历史的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陈明远在书中感叹道,离开了钱的兽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从被毛泽东所一直称颂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的鲁迅,到保皇党的康梁、民族主义革命家外加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有进步背景的闻一多与吴晗,无论是已经达致阔绰还是依旧艰难清苦,他们都很清楚,只有自主自立的经济状况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某些为了前朝忌讳与后世升平的所谓历史研究,不负责任地强调和夸张了他们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而精神上困顿矛盾的一面,却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回避了他们良好的物质待遇与宽裕的生活水平这一面,这或许是为了顺畅方便地使用关于知识分子“皮毛论”等一整套曾经行之有效的语词分析体系,却在无形中把高洁、坚定、不畏诱惑的信仰和操守,与本无任何冲突矛盾的世俗利益对立起来。现世某些侏儒化知识阶层的,做不到恬于进趣、风情高达,却用真正庸俗而依附的研究,矮化了那些独立坚强的心灵、自由无拘的思想、不屈不挠的斗,消弭了那一点勇气与希望,那些许光亮与温暖。这样的后人,不但无颜面对前人,“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葛兆光先生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在岁月中流传下来的东西,而恰恰应该是那些不断消失的东西。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应该仅仅是“减法”,还应该有“加法”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意义,用于对近现代史的梳理考察,也许更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区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质疑“官史”“史”“研究文献记载中的传说、演变的经历”…这些“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致知取向与治史主张,对我们有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