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在美国迄今的四十四位总统中,伍德罗·威尔逊无论在受教育程度、学术成就还是学术地位方面都是最高的。他曾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等大学,还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职务。他谈教育,谈教学改革,应该说不是外行,是能切中肯綮的
威尔逊的这篇讲话,其实就是一篇教学改革的倡议,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是讲美国教育已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复杂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二是提出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的思路,主张严格区分职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能什么都想要,什么也搞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一主张也是这篇讲话的中心思想。但威尔逊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通,所以也承认,有些学校,有些专业,也可以两者兼顾,但必须分清主次,确定各自所占的比重
三是讲到了在究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必须由学生自主选择而不能由国家或政府包办;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谙国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也隐晦地暗示,许多学生,包括其家长,实际上对未来都是茫然的、没有目标的,因此在做出选择方面,教师,特别是中学教师,也需要介入
四是讲到了职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际竟争方面的重要性。他希望当时的美国能在机械制造方面赶超德国。但另一方面,受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他又主张在职业教育中精简教学内容,如反对将高等数学纳入职业教育,而主张将其纳入人文素质教育。
五是主张教师在教学中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自已动手动脑,尽可能多地启发和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并承认这将使教师更加辛苦,付出更多。
六是讲到了人文素质教育在培养精英、培养管理人才、培养国家栋梁、培养未来领导人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甚至转引铁路高管的话说:我更愿意用受过古典教育( classical education,一定意义上相当于 liberal education)的人也不愿用受过科学教育( scientificeducation)的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语中 liberal education这个词翻译上很难统一,有译成自由教育的,有译成博雅教育的,有译成文科教育的;这个词还可以译成开明教育、通识教育、非专业化教育、人文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它的主要含义是不以技术、职业、挣钱和谋生为导向,而以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训练头脑、陶冶情操为目的。它也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所谓文科教育,因为按照威尔逊及其他教育家的意见,它不仅应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文科科目,而且应包括高等数学等理科科目。实际上,对 liberal education需要从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反面去理解,即一种非专业化、非职业化的教育。译者曾考虑将其译为通识教育。但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将其译成了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如此,一是希望突出这是一种以“人”为本、旨在提高人的心智和情操的教育,二是为了区别于以“能”为本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主席先生、女土们、先生们:我不知道该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我相信普林斯顿的许多校友会把我说成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但我认为,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唯有生活,才在“保守”;唯有生活,才不会静止或退步。所以进步其实是保守这一基本过程中的一部分。生活就是不断更新,不断更新也包含在不断变化之中。与此同时,变化作为生活之过程,却并不那么容易接受理智的分析。
我总喜欢拿一句话做我的开场白,这句话来自伯克。在我看来,伯克是英语国家中谈论公共问题时最明智的作家。伯克说:“制度必须调整得适合人性。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其主要的部分。"你不可能通过全身心投入人性中理智的方面来发展人性。理性的生活是比它远为宽广丰富的东西之精华。一个纯粹的书生,我们是不会去向他咨询请教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思考中脱离了生活本身丰富的流动。而恰恰是生活中丰富的流动——即稠密而结实的情绪,稠密而结实的动机——虽然不易于分析,却产生出了文学美好的花朵和思想坚固的结晶。因此,当我思考教育这一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时,我若说我们可以在完整的分析中阐明它,我若说我们可以通过制订一个计划来涵盖人们心智成长的所有需要,我若说我们从开始阶段就能确知我们可以以精确的手段去实现我们并不完全确定的目标,那似乎只是一种傲慢和狂妄。
我觉得,今天让各行各业的人感到困扰的是:与我们的祖辈置身其中的生活相比,与我们上一代人置身其中的生活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不可胜数的繁乱,而许多复杂问题又刚刚才出现和产生,以致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理解其性质,还没有时间去估量那些刚刚进入我们生活的新东西所具有的价值。与此前的时代相比,不仅生活变得无限的复杂,知识和学问也相应地变得极其复杂。在过去,大学和中学都有其固定的课程,那时人们还可以有几分信心地说,这些课程的内容,至少作为样本来看,的确包含了知识的主要领域。但是今天,谁敢说那些充斥在中学和大学里的课程,两者结合起来就包含了所有的现代知识?现代知识已经如此之多地用于产生各种成果,如此之广地用于其延伸出来的种种用途,以致它就是一面反映生活的镜子。而那些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现在都要从实验室、从顾问和学者那里寻求和请教那些重要的知识,以指导他们去完成手中必须完成的特定而具体的工作。生活与知识都同样复杂,它们彼此交织,彼此关联,前所未见。今天已经没有一边是书斋里关着门开着窗的学者,一边是工场主和驾着船满世界寻找遥远市场的商人。这样的反差今天并不存在。今天的学者,桌上放着与世界各地各种活动保持联系的电话,从他的窗户望出去是林立的烟囱;他深感自己只是众多公仆中的一个,需要去完成今天诸多的伟大工作,无论这些工作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所以,种种复杂事情相互交错,组成一个复杂的情景,即知识的复杂和生活的复杂。
不言而喻,在工作和就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复杂性,因此,在我们计划年轻人未来的前程时,也存在着比过去大得多的困难。当你说年轻人必须为自己未来一生的事业做好准备时,你自己准备好了吗?他准备好了吗?他的父母准备好了吗?他们能说出那个终生事业是什么吗?你能根据他头发的颜色就知首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机械工吗?你能因为他父亲是位律师就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律师吗?任何一个普通而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父母,敢说他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人吗?我与今天那些父母的主要争执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什么人;人们认为他正在指导和训练自己孩子,他却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了孩子。
我曾下榻一乡村旅店,在那幢房子最安静的一角占了一个房间。这幢房子的周围有一圈阳台,我的房间也与阳台相通。因为我住在最安静的一角,有一个无助的父亲就把他的孩子带到那里给他“讲道理”。那是一个小男孩,只有五岁的样子。我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大致如此—如果从头到尾始终是一人在说话也可以称为谈话的话。那位父亲说:“你要不要学好?”—没有回答。“你要不要学好?没有回答。“你要不要学好?"—没有回答。我是一个神经紧张容易激动的人,忍受不了这种事情,于是在房间里面说了句:“如果你肯把孩子交给我几分钟,我一定能够搞清楚。”瞧,这就是现代生活的一幅画面。几乎从世界诞生之日起,我们就有办法弄清一个孩子会不会学好1。在孩子本人的意愿之外,有一个预先就决定一切的人;而要触及一个孩子的灵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皮肉。这就是一种类型的现代父母,当他说他希望孩子的教育要适合孩子的人生目的时,他必须承认他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人生目的。于是,人们就要求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教育这个没有目标的孩子。
面对这样的复杂性,今天的中学试图怎么做呢?它们试图做所有的事情。它们说:“这里有这么多男孩、女孩。他们未来的职业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但他们必须为生活做好准备。因此我们必须使他们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做好准备。我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令人愉快,我们也没有觉得一定能够做到;我们打算这样做,但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的确,你不可能训练每个人去做每件事,何况什么都教也是你根本不能胜任的。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其禀赋和所受的训练适合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学校,还是对学校进行指导的那些人,都不曾尝试在教育的目标和方法上做出某种区分。我们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我认为很难公正地去责备那些导致这种情形的人,因为现代生活中的这一变化来得突然。它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多变,如此处于过渡中的时代,以致这种困惑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之中时,我并不对之感到惊讶,也并不准备责备任何人。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它,我们怎样才能不去染指那样多的事情—一迄今为止,我们甚至都没有去尝试过看看要同时做这么多的事情究竟有无可能。所以,这不是一个需要讥笑和抨击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批评的问题,而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看看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就问问我们自己,天空是否已经足够明朗,我们的实验是否已经走得够远,已经足以让我们在尝试过的事情上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做出一个激进的变革。此刻,我们需要商议。此刻,我们良心面对的要求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有无可能做得不同和做得更好。
如果我们想要做得不同,做得更好,我们就必须区分两件事。我们必须在教育和技术训练两者之间做出区分。而在区分这两者之前,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种人:一种人将选择两种教育中的一种,另一种人将选择其中的另一种。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下,我们没有办法由国家或任何一个政府主管部门来挑选和决定些人接受这种而不是那种教育。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其活力就在于自我选择,就在于让所有人都面对挑战而下定决心,以决定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和究竟想做什么。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由此着手,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教育体制
因为体制意味着一种明确的东西,意味着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味着那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彼此关联。这是某种固定的、决定了的序列。你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得到一个体制。杂乱无章的东西不可能强行凑合成一个体系。如果我们将要做出任何选择,我们就必须让他或她做出自己的个人选择。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最要命的事就是受到他人的照料和看护。一直在别人的教导下生活,从学步伊始到被推入社会后的无能为力,是对教育的否定。以关心照料的方式,以溺爱保护的方式,你是在毁掉一个民族。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只能是失败。只有那些内心强大的人,才可能不被你宠坏。的确有这样一些人,你的种种教导都进了他的耳朵,而且他很可能还表现得十分礼貌,但你的教导其实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记。这样的人,才能保证不被你们正在尝试的做法所带坏。
让我们回到我们希望区分的两件事—因为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想做的两件事。我们希望一些人接受人文教育,另一些人(且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多得多的另一些人)则放弃接受人文教育的殊荣,让自己从事特定而困难的职业技术。你不能在你有决定权的时候同时训练他们做这两件事。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你也必须做一个选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技能训练中就一定没有人文训练的成分;我也并不反对下面这种想法,即人文教育中也应该有一点技能训练的成分。我想说的是:在如何教导学生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有所困惑和纠结。我们要么从他们中造就出受过人文训练的人来,要么从他们中造就出在机械生产线上服务于社会的熟练技术工人来。不如此,我们便不知自己究要做什么
那么,当我把教育和我称之为训练的事情区分开时,我所说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呢?当然,训练这个词,两边都沾得上边。但我所说的训练,指的却是特殊的工作,即与我们所称的人文教育相对的那些工作。关于人文教育,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它完全不考虑人们怎样才能直接从这种教育中挣到钱。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自夸,说头脑就是君主,说在做任何事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它。但我们在这件事上却从不去做任何讨论,且显示出我们根本就没有对之做过任何分析。当我们讨论应用型教育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以及人文素质教育究竟包含哪些基本要素时,你会发现,所有主张和拥护应用教育的人都把数学列为应用教育的课程。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算术,还要把代数、几何甚至微积分纳入其中。他们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数学的这些高度抽象的分支乃是应用型教育的组成部分。然而,撇开某些像工程类那样的技术性职业,在其他职业中,你能指出究竟有多少人用上了算术之外的数学吗?我不知道有哪些。偶尔可能会用上一些吧。一个熟悉高等数学的人,在某些计算中可能走些捷径,但高等数学却并不是他从事的工作所必须拥有的基本知识。如果你的生中十之八九今后不是从事工程方面的职业,我可以告诉你数学学到哪里就可以不学了。可你却对我说,这就是实用性训练。我从几何学家那里确信,自然界根本没有直线这种东西。所谓直线,完全出于想象。可你却告诉我这是非常实用的知识。当然,我承认,想象力在生活中也有很实际的作用。但你的意思却是:几何学原理就是这个世界的实际事实。对此我不能承认。几何学原理不是世界上实际事实的一部分。所以我才说,你们正在做的一切,你们对高等数学的采用(我是赞同你们采用高等数学的),是在训练大脑的精确性以矫正我们天性中的松散、错误和随意的推理,这种精确性要求过程与前提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如果结论不是出自前提就难以接受。我们是在试图使人的头脑摆脱其固有的接受模糊命题的倾向。
让我们以体育馆为例。我认为体育馆是完全实用的。每个人都应该多多少少用一用体育馆中的健身器械。但我却从未听说有谁在办公室里做他在体育馆做的事情。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被视为神经病。当我看见人们在体育馆中优美而精确地荡双人空中飞( double trapeze)时,你告诉我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生活,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的意思并不是他们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和自己的同事这样做。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让自己的神经和肌肉受到锻炼,让自己的心血管功能得到强化,以便今后能承受事业和工作的紧张,能承受失望和挫折的打击,能在几乎绝望的努力中保持镇定,既能在顺境中工作又能在逆境中工作,能以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经历最大的考验,最后却仍能重新获得健康和效率。这才是体育馆得以实用的原因,它的目的是要让使用它的人能够以健康的、战士般的体魄去征服世界。
让我们以此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说明。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把人的心智塑造成这样,以使其所有的能力,就像全身的肌肉一样能够一齐行动起来,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获得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均衡。从而,人的心智也像人的躯体一样,能够置身于世界的严峻形势之中而不胆小气馁、丧失勇气;而且,能够随时转向正确的方向,甚至做得像运动员一样灵巧和优美,也不被紧张和压力所压垮,且能够容纳和协调多种能力,使之联合起来承载压力。这当然纯粹是一种譬喻,但这一譬喻却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我希望阐明的事情。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一套完整的知识。我也从未见过谁拥有完整的知识。虽然我见过许多自认为拥有完整知识的人,但我没有见过他们中谁能够被我录用来做所有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不会去储藏室( lumber room)寻找一个专门的研讨会( workshop)。每一个研讨会都严格地把一切不属于那里的东西拒之于门外。个类似博物馆或储藏室的人,丝毫也不像一个研讨会。而一个知识完备的人,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些最好的头脑,有些在智力竞赛中我最敬畏的头脑,是那些宁可不得不查询每一个所需事实的头脑他们是如此经常地运用建立在确定事实之上的理性,以致你一旦把事实提交给他们,他们立刻就能产生出与完成了的艺术品相类似的东西来。
人文教育应该包含现代学术的内容。它应该有语言的成分,有哲学的成分(我遵循和追随大学教育的目标),它应该有自然科学的内容,还应该有一点历史的内容。当把中学的课程和大学的课程结合起来考虑的时候,如果你决心否定自己,你可以使所有这些内容都各占很大的分量;如果你决心挑选其中最好的部分并始终执着于此,你也可以使任何一部分内容的分量都不是太多。
在你们的指导下,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从而当他们思考自然现象时,会以精确的方式去思考,精确得就像在化学实验课上通过确切的观察所做的思考一样。但是,如果你时间不够,一定不要既让他们学化学,又让他们学物理。这两门课彼此全然不同,但其中一门的实验课,能够像另门的实验课一样,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起良好的习惯。你所追求的,是现代实验室教学所体现的观察和思维的方法。
在我刚才用来做过说明的数学领域,是没有实验室的。你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你进入数学的高深领域时,一切都是你从未亲眼见过的。正因为如此,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之一。那不得不脱离实际观察的头脑,受到的才是最好的训练。学生可以用小刀切割开你放在他桌子面前的东西;如果你给他一个放大镜,他可以看见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经过一段短期的训练,他就能分辨所有他看见的那些东西。而当你给他的是一个复杂的、在物理世界中从不存在也无法观测的命题并要求他分析这一命题时,他面临的才是真正的竞争。这时候,你才知道他的头脑是否具有精确性和分辨力。
许多领域都有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例如在政治领域就是这样。没有人见过政府是什么样子。在某些场合,你也许见过某人自认为他就是整个政府。然而,与他的感觉相反,他根本就不是政府。偶尔,政府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当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被装进一列火车撤离里奇蒙的时侯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解体的政府,是政府的一具尸体。战线已经逼近里奇蒙,这是唯一剩下能做的事情。你也从未看见过政治。你的想象力无法设想政治是什么模样,除非你为了理解你的同僚而对之有过广博的研究和广泛的阅读。
政治家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你一旦置身同样的环境中也会与之一样的家伙。因此,理解一个政治家,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理解你自己,并对心理学有较为广博的了解。我使用“心理学”一词时有所犹豫,因为今天许多古怪的事情都是以心理学的名义进行的,以致我已经不再向它脱帽致敬。心理学变成了一个性格怪异的人;我在大街上遇到这样的人,一般都会走到街道的另边去。但在其旧时的意义上,在其体面而稳重的意义上,心理学一直受到我的尊重。
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对人生之理解的基础,乃是我们从自己经验出发对之做出的解释和他人从自己经验出发对之做出的解释,包括文学作品中他人从自己人生体验出发对之做出的解释。政治学最好的阐释者,除伯克外,我曾经读到过的就是一些英国诗人了。他们远比我熟悉的任何一个系统阐述政治学的作者更懂得政治。他们感觉到了那些伟大的生命冲动,正是这些生命冲动构建了我们的国家意识。当你走进一个国家的意识深处,看到其最乐意的追求,你也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而实际上,只有诗人深邃的眼光能够向你解释这一切
你希望有人对你解释世界的物理性质,你希望有人对你解释历史,但历史的侍女即文学。你希望有人向你解说人生的哲学—关于人生,人们曾说过些什么,人们曾推测生命的起源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从古到今哲学家们对我们正在玩的这一复杂而有趣的游戏说过些什么。这就是哲学的领域。如果你仅仅受过一点文学教育,你是无法走入人生的,除非你已经从中领悟到某种东西。这里有五六个人文教育的基本要素,你可以明智地选择典型而有代表性的东西,以使自己的心智熟悉现代思想的不同片段。这就是人文教育。而任何受过人文教育的人都可以一出来立刻就靠它挣钱谋生。接受过最多人文教育的人一出来就立刻能够挣钱是因为挣钱的一个要素就是有见识—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你需要什么,能够懂得别人向你说明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铁路一个主要分支的主管人告诉我说:“有些人,你对他解释清楚了怎样做以后,他就能做你让他做的任何事情。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但我们愿意高薪聘用的却是这样的人—你可以向他说明整个工作的总体情况,此后他就再也不会跑来向你问这问那!"美国工业社会渴望得到的人,在亚伯拉罕·林肯的一个日常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林肯派一位绅士去执行一项微妙棘手的任务,这位绅士已经在国务卿苏厄德那里坐了很长时间,而总统在所有可能的时候也多次前去查看。午夜来临,他们都感到自己精疲力竭,这位绅士终于起身告别时说:“好吧,总统先生,如果仍有什么事情被我遗漏,我可以从您这里得到该怎么做的指示吗?”林肯这样回答说:“当年我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有位小女孩是我的邻居。她收到的礼物中有一套漂亮的拼字积木。她对这套积木如此着迷,以致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也不愿与它分离,而是把它带到床上去玩。在床上玩得昏昏欲睡后,她想起自己还没有做祈祷,于是跪下说:‘主啊,我已经疲倦得无法祈祷了,但那里有许多字母,你自己去把它拼写出来吧。’"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人文教育的性质。基本的教导已经有了,其余的你自己去把它们拼写出来吧。你曾在实验室里做到了,在哲学训练中做到了,在所有的课程中都做到了;如果这次,在这一具体个案中你不能把它拼写出来,你就是一个傻瓜。一位著名的铁路主管曾告诉我,说到铁路系统的管理层,他宁要那些受过古典教育( classical education)的人而不要那些受过科学教育( scientific education)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理解整个庞大铁路系统的人,而这是那些已经惯于与看不见的思想打交道的人,是那些受过人文训练的人。
那么,另一方面,什么是技术教育呢?技术教育是让那些并非卓异非凡的人不得不在生活中扮演较小的角色—不是去做发号施令的角色,而是去执行某个具体的任务,去做艰辛的、体力的和手工的、需要技术的、需要很好运用其肌肉的、需要训练有素的眼睛的、需要有确定的物理知识的、需要对复杂的机械性能有充分了解的人。接受技术教育的学生,在学校所受的训练就正是他将来要付诸应用的技能。美国工业的一个劣势,就是我们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高估了培养的目标,试图把他们造就成别的样子。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两方面的工作都没有完成,既没有造就出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才,也没有造就出以特殊技能服务于社会的行家。并非我们不希望这样,而是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可我们就是做不到。像这样浪费财力地致力于我们明知道不可行的事情,绝对不是爱国的做法。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得不成为普通工人。世界上技术性的事情太多太多,而这些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完成。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熟练地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工人,它在人类文明的赛跑中就会落在后面。你可以构筑关税壁垒,你可以像你希望的那样把它构筑得尽可能高,但潮流还是会席卷它和越过它—假若墙内的人不能工作得像墙外的人那样娴熟高效的话。我们应该羞愧的一件事是:我们都很有理由地更喜欢那些贴有“德国制造”标签的产品。我们喜欢它,不是因为它制造于德国,而是因为,德国训练出来的人更知道怎样制造这些东西。我们也有制造这些东西的原料,但我们却没有让我们的人学会掌握熟练的技能去制造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自己什么都能做,结果却什么都做不好。
当然,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文教育和尽可能多的人生知识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只要这种结合不致使我们打算做的事情降低效率。此刻,我想到的是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学院。在那里,文学训练并未被忽略,但却处于从属地位。在那里,你要给学生以足够多的技术训练,因此必须使文学训练处于从属地位,就像你打算给予他们充足的文学训练时也必须使技术训练屈居其次一样。我觉得,一个没有一点木匠的本事,因而在使用锤子时有可能砸碎自己拇指的人是不适宜结婚的。因为砸碎了自己的拇指之后,这人的精神状态便与居家生活需要的和平宁静不相吻合,而相互之间的粗野指责也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能偶尔也敲打一下钉子(只要他是往墙上敲而不是往人身上敲),他就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
还有一件事,也和以上所说的这些同样重要。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方式。迄今为止,我一直谈论的只是教学计划。我们还必须注意教学的方法。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好的方式来进行教育。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们自己做作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老师们做作业。我们的教师所受的教育正越来越多,当他们差不多已经教过十五或二十个班级时,他们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教师。但他们教出来的十五或二十个班级会怎么样呢?我记得几年前曾说到过,显然就是在另一场合对你们讲到过。当时我以赞许的态度转述过一位教师的做法。这位教师让孩子们在他的数学课上自己做所有的作业。他拒绝为学生们做任何示范。他愿意向学生们说明规则,但不会帮助学生解答具体的习题。如果有某个学生不懂,他只有去向班上某位优秀的学生请教。这就让这位学生的好强精神受到挑战,因为他并不愿意去向自己的同学讨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孩子们的数学都很好,而附近一所学校的孩子们数学却很差。在我转述过这一事例之后,有一个人表情忧伤地对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对那些头脑迟钝的学生是极不好的。这对他们就是一种折磨。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要花大量时间去做这样的作业。”我回答说:“如果你希望学生来学校学习是为了免于开动脑筋,那么,开动脑筋就是违规的;但如果他被送来上学就是来学习做事的,那么我要说,如果他做不了这些事情,他就应该去别的地方寻找与他智力更相适应的事情。在他没有努力尝试之前,你不可能知道他做得了还是做不了。一个人要宣称自己有头脑,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迫他使用这个头脑。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造就出一个头脑。这也是唯一可以判定他是否真正有头脑的方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用已经开发的智力去娇惯那些未经开发的头脑。这不是智力开发之道,而是扼杀智力之道。我知道有些教师,他们既帮助学生,同时也激励学生。但这样的教师是极少数,大多数教师在大多数时候都累得要命,而刺激和激励学生却劳神费力。当你累得要死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激励学生,而此时即使你去帮助学生,学生从你的帮助中唯一得到的,也只能是使自己的能力得不到发挥
我深知,如果这些建议都付诸实行,教学工作将比它现在的状况更加艰辛。去激发他人的智力,让他们自己做事,比你自己亲自做这些事费力得多。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下属去做他要他们做的事情,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如果一个下属总是向上司请求指示,而上司却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来做吧”,这样的人我认为也不称职。这样的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任用,如果超出一定范围,事业就会砸锅。而一位教师,如果不能设法让学生学会自己去做事情,他也就不适合教师这一岗位。
我知道我讲的许多话都是无用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公立学校并不由董事会决定让谁辍学。社会也不会答应。如果你让他们的孩子辍学,人们就不会纳税。那么好吧,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这样的孩子终身留在同一个年级,绝不以让他升学来羞辱我们自己。我们愿意终身教他做这件事,直到他老得没了牙;但我们不会弄虚作假,说他已经具备升入下一年级的能力。如果公众希望支持和赡养能够像这样终身庇护他们子女的学校,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只不过他们将不得不扩大校舍,充实师资力量。
换句话说,先生们、女土们,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其复杂性和紧迫性正如政治家面对的事情。政治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其中,有些事情出了毛病,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却与公共福利相冲突。去弄清究竟什么是错的,在不想扰乱社会的情况下避免那些错误的事情,是一个政治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他的困惑和纠结,他在立法方面所做的不幸的实验,都源于他未曾深入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中学教师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他试图一手包揽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试图在同一个教学过程中把所有的基本要素都串联起来,而这些东西却根本无法串联成一个流程。他无法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一个足以完成此教学过程之种种目标的教学计划。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做出分析—区分不同的学校,区分不同的教学过程,事先便完全想清楚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将怎样去做。因为正像我一开始时说到的,教育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手段;而现代生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我们所要咨询、所要与之讨论问题的人却并不具有经过训练的智力。
现代社会取决于两种使问题变得清楚的过程——思考( reasoning)与协商( counsel)。它们将成就或毁坏现代社会。我不是说我们将提供商议讨论的内容,而是说我们将提供这样的头脑——他们能够辨别,能够接纳智慧,能够找到光明,能够响应光明。这样的人知道怎样思考,知道哪里能够找到滋养和指导他们思想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若千年后人们就会回首一个灾难的时代,并且这样问道:那个时代有智慧的教师都到哪里去了?那些本应站在时代前列,面对无论什么样的反对、无论多么巨大的偏见却仍然说“我们必须从基础着手分析,从顶层到基础实施改革”的人又到哪里去了?我们拥有所有的基本要素,却没有对它们区分使用;我们看见了所有的目标,却没有使它们在价值上各得其所,在序列上彼此关联。除非政治家的精神也进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我们便不会有一个政治家的时代,只会有一个黑暗的时代。与这个黑暗的时代相比,从前的黑暗时代也不免显得光明。因为那时,毕竟还有人坐在安静的地方看见了真理;而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头顶上浓烟滚滚,被工业的喧嚣弄得不知所措,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着手去摸索,却不知道就在这所有的混乱之中,只要我们将窗户向着光明的方向打开,智慧的启迪就会扑面而来。
热门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