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理查德·赛克斯从《纽约客》调往《读者文摘》;从《读者文摘》退休后,他专注地做起了小说家。我最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瑞士人就那篇文章给我寄来过纠错信件。
这一说法在理查德面前过不了关。“嗯,不过还是有一封信,”他说道,“讲到了一个德语词,但那是读者自己弄错了。”
1993年,珍妮特·马尔科姆写了一篇文章,主题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休斯,以及三十年来与他们有关的传记资料;普拉斯在伦敦去世的时候,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珍妮特的文章提到了这栋房子里的一块牌匾。文章清样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和阿尔文终于来到菲茨罗伊路上普拉斯自杀身亡时居住的房屋。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房子—那是普拉斯的传记资料必定会以照片呈现的一件物品。写有“1865年至1939年,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威廉·巴特勒·叶芝曾在此居住”字样的椭圆形蓝色瓷板则是必定会被提及(尽管多此一举)的细节。
“多此一举”这几个字在事实查证部走不了多远。事实查证员给《纽约客》伦敦办事处打了电话,该办事处有些夸张,位于梅菲尔干草山上栋老旧楼房的顶层,在此上班的人时而三个时而四个。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英国自行车手,名字叫作马特西腾,他的头衔是伦敦办事处经理。现已担任《卫报》专栏作家的西腾,对那个询问牌匾的电话记得十分清楚:“查证员的要求很具体,我要前去进行实地查看,以确保那是一块蓝色的瓷质牌匾(与之相对,比如,会否是黑色的釉锡)…我觉得这件事儿有点搞笑好笑,因为你如果住在伦敦就会知道,这样的牌匾比比皆是,而且基本上大同小异。”然而,西腾还是走下楼梯,骑上自行车,经由波特兰广场来到外环路上的摄政公园一带,再顺着樱草山到达菲茨罗伊路23号,对那块跟叶芝有关的牌匾进行了查证
20世纪80年代,米歇尔·普莱斯顿查证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是纽约城市路牌的图像学研究。她走出办公室,看了几块路牌,发现“几乎全都弄错了”。路牌没错,作者有错;文章可以用,因为相关事实可以通过专业手段进行查证。有一份校样却不大容易捋顺,说的是作者穿过密林,顺着荒坡爬上了阿巴拉契亚山的某一座山头。查证员来到那座山上,却发现可以把车开到山顶。如果有作者写到,圣诞老人穿着绿色衣服爬下烟囱,那么这个颜色就会受到质疑,而查证员会设法了解圣诞老人的腰围,以及烟囟的内径。不仅事实类文章需要接受查证,漫画的标题和画面也要接受查证。查证员注意到,有两辆汽车从美国加油站驶过时,都行驶在道路的左侧。原来,这个图像在复制中被翻转过来了
幽默会面临各种形式的查证,弄得查证员不时被人说成笨头笨脑。约书亚赫什不喜欢这件刑具。“我们懂得幽默;我们也是真实的人,”他声明道,“但我们还是要问:你觉得这算幽默吗?那个是玩笑,还是笔误
可能二者皆有。我写过一篇叫作《跟19世纪说再见》的文章,描述了肯尼贝克河在目前、过去和更早时候的状况;我在其中提到,“金星”号大帆船建造于缅因州奥古斯塔下游的哈罗威尔市。我写的是,“金星”号曾经“遭到过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严重破坏”。事实查证员对此进行了调查。然后,她以略显严厉的对抗语气更别提批评意味了—告诉我:“朗费罗没有破坏过金星号。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理查德赛克斯曾经对我说,《纽约客》在查证相关人员所作所为等事项的时候,一度仅仅依靠消息源,而不依靠第三方;或者说,反正没有形成制度。如果有人说他是杰罗姆凯恩的表兄,那么他就是杰罗姆凯恩的表兄,打钩,打钩,打钩。现在,事实查证员肯定会做三角验证。如果三个消息源说法相同,在额外查询足够的情况下,认为其正确就具有了足够的可能性。他们告诉我,现在的查证员通常先从互联网开始做起,然后再到纽约公立图书馆,作进一步的分头查询—这是一次从偏离正轨到值得信赖的漫长过程。20世纪60年代,好歹算在“矿业例外”这一立法术语下开展工作的肯尼科特考珀计划在北方大瀑布区的冰川峰荒原里挖一个坑。塞拉俱乐部说,从月球上都能看见这个大矿坑。根据行星科学家提出的意见,查证部认为,实并非如此
小说家苏珊戴尔蒙德曾在《纽约客》担任事实查证员,一天,她往旧金山拨了一个号码,然后问道:“请问是城市供水局吗?”电话那头回答道:“不,我这里是巅峰空调公司苏珊(迟疑):“嗯,也许你能帮得上我。”
偷听别人的对话算不得什么本事。至1991年,《纽约客》在西四十街25号度过的时间长达五十六年。该部门基本上只有一间办公室;七张办公桌紧挨在一起,四周是一摞摞的书籍,以及摇摇欲坠的稿件堆办公室五大步就能走通,很像乔治华盛顿当初设在福吉山谷的总部的通讯中心十余个军官挤在一间4米x4米的房间里,整天整天地写着信件。莎拉还记得一个名叫赫尔加的德国籍查证员,他“长得眉清目秀,蓄着一头长发”。肯尼迪·弗重泽以某个家具店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家具时用了“仿制”一词。为此,赫尔加给这家家具店打了个电话。“我想知道,”她问道,“你们那里有仿制家具吗?”达斯迪默蒂莫一马多克斯是个了不起的查证员,千这份工作的年头几乎跟马·巴伦不相上下,一度在电话机上盖过一层软毛皮。位于第四十三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曾经接放过一副十字架,上面写有“上帝保估我们的家”几个犹太查证员提出反对意见后,十字架被到了该部门用作参考的《圣经》上。当杂志社在1991年报到马路对面时,这副十字架也眼誉了家:1999年,杂志社报入时代广场,这副十字架随之报到了“世界的十字路口”国:与报离西四十三街之前相比,现在的查证员人数翻了香,办公场地面积堆加了两信。马丁已伦见证了上述所有场面。身为查证员的他,对于奖学金的中请程序十分热悉;一位查证员普经告诉我:“关于马丁这个人,你要永远记住一点:他从不出错。”这不是对人品的判断,而是关于一位查证员的亭实描述:肯奥莱塔与文学经纪人阿受达“宾吉”厄尔班结婚那天,马丁正在查证他写的一篇文章:婚礼仪式马上就要开始,马丁还待在肯和宾吉的公离里,手拿校对清样,向新郎官核对几件事情。还有几件事要核对。这个过程中,新娘一直在楼顶晒日光浴:。这时,她走下楼来说道:“马丁,你真可爱,不过你得走了,因为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于1982年离去的罗伯特·宾厄姆是最高级别的作者编辑,也是杂志社的总编辑。他跟莎拉·利平科特一道,设计了一个査证员测试。莎拉在给一群雄心勃勃的新闻从业者讲话时,提到了这个测试的部分内容:“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早就知道棒球的击球手有九个人,知道什么是共和党,也知道地球是从太阳数起的第三颗行星。通过这一关后,能给你带来帮助的是,你会说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俄语,读过古希腊著作,血压不高,热爱同伴,而且周末不用出城。”查证员测试题远比莎拉举的例子更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测试题,连共和党总统也答不上来。阿曼苏丹是谁?卡塔尔埃米尔是谁?不丹国王是谁?卫生服务部部长是谁?什么是乙酰水杨酸?昨晚的道琼斯指数是多少?(最后一题是宾厄姆用来测评诗人的招数。)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有新人前来应聘,测试题也会有所更新和改进。米歇尔·普莱斯顿于20世纪80年代前来应聘时,取得了查证员测试的历史最高分。跟丈夫理查德·普莱斯顿一样,她现在也成了《纽约客》的撰稿人。
事实查证部会跟在身后转悠,这让我觉得十分放心;我便在初期对某些人名和数字做一番胡乱推测,随后再一边听讲一边进行写作或者改写;因此我宁愿听到一些大概数字或者粗略日期,而不是听着难受的新闻术语,比如xx城市、000,000美元,姓名TK、数字TK,K-。这是张张银行期票,等着查证员前去变现。“K”表示该单词包含K音,比如kute。“TK”表示“待定”。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既无法代表某个草拟句子的读音,也不能代表某些明确的替代内容;完全是些临时想出来的东西。在一列长达两点五千米的货运列车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空气管,对刹车起全程控制作用。在《运煤列车》( Coal train,2005年)一文中,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番类比,于是随便想了一个比较对象:
气闸的释放过程始于两端,逐渐向中间靠拢。列车上那个长而完整的空气管,跟美洲鰻鱼的空气囊十分相似。很快,査证部就跟鱼类学家打起了交道;约书亚·赫什通知我,跟大多数普通鱼类相比,美洲鳗鱼的空气囊要短很多。
“谁说的?”“威利比米斯。”哦。
搞鱼类解剖学的威利·比米斯,相当于从事板块研究的埃尔德里奇·莫瑞斯。我三年前出过一本书,书的部分章节在《纽约客》上刊登过,威利是这本书里的中心人物。那之后,他离开马萨诸塞大学,担任康奈尔大学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海洋课堂,即浅滩海洋实验室的主任。我把电话打给身在伊萨卡岛的威利,问他我该怎么办。一开始,向来乐于助人的威利试着给美洲鳗鱼这个类比找出合理解释。也许它的空气囊能够胜任该项工作。也许做这样的类比还是可以的。我告诉他,美洲鳗鱼通不过查证部门这一关,或者,就因为这样,连我自己这一关也过不去。收稿日期即将临近,威利一直想不出来,哪个物种有这么长的空气囊。怎么办?还有什么物种?他把电话打到了哈佛大学。火车内部狭长而连续的空气管跟芦鳗的气囊很像
1970年,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梅里马克河边,百威啤酒厂酿出了第一瓶百威啤酒。1839年,约翰和亨利·梭罗坐着手工打造的小船踏上旅程;亨利据此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他们乘船经过了酒厂所在地。沿途有一股白色激流,自17世纪以来就被叫作克伦威尔瀑布群;然而,梭罗这样写道:“这就是印第安人所说的内森凯格瀑布群。”他还写道:“就在上方不远处,雄奇的内森凯格河流了过来。”新罕布什尔州有许多地名以读音为“凯格的“keag”结尾。“keag”中的“a”要当它不存在,也就是说,读音跟表示“酒桶”的“keg”很相近。2003年,我带着女婿马克·斯文沃德,乘着一艘老镇独木舟,先后穿过内森凯格瀑布群纳马斯凯格瀑布群和阿莫斯凯格瀑布群;沿着梭罗当年的路线逆流而上的过程中,我一边拽着筏子迎接着激流,一边禁不住想知道,百威一天宄竟能生产出多少桶啤酒。回到家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凭空想出了个数字,于是,进行事实查证的安妮·斯特灵菲尔德在校样上看到了以下内容
3号线路上,就在克伦威尔瀑布群往上一点点,离得很近,但在河面上完全看不见的地方就是百威啤酒厂,它的日平均产量是13000桶千万别低估安海斯—布希公司。后来查明,其日均产量是18000桶。
2004年,约书亚·赫什还查证过一篇跟河流有关的文章—《紧屁股河》。他在校样上看到的是以下内容:有人问:“伊利诺伊河?那是哪条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流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美国有两条伊利诺伊河;很显然,两条河都不怎么有名。
ˉ条位于伊利诺伊州,另一条流经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这两条河流都能在《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地理学词典》上找到,而这本词典正是事实查证部奉为圭臬的一本参考书。约书亚一头扎进《韦氏词典》,找到了第三条河—那是位于俄勒冈州的伊利诺伊河,连俄勒冈州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实际上,美国有三条伊利诺伊河;很显然,三条河都不怎么有(再说近点,就在本章刊登于《纽约客》之前,事实查证部又找到一条河,那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伊利诺伊河。很显然,我如果愿意再修订关于河流的信息四十六次,我们会在联邦的每一个州都找到一条伊利诺伊河。)
对约书亚而言,这样的招数只算是拉伸练习;然后,他开始查证一艘有舱船(同时做着其他事情),这艘船在伊利诺伊这条与州同名的河上随波游荡;与此同时,一艘比航空母舰还要长的船,一边鸣着五声短笛,一边向它逼近过来;这是危险迫近的一般陈述。这艘船的长度超过三百米,由十五艘牢牢绑在一起的驳船组成,由一艘拖船牵拉着。我正在船长室记着笔记。
有舱船就要驶入我们的盲区时——我们坐在船长室,有三百米长的水面无法看见——它的甲板上出现了几个人;有舱船动了起来,傲慢自大、目中无人地慢慢移到一边。我们磨蹭着往下游开去,有舱船与我们擦着左舷,驶向上游;它挨个经过长达三百多米的驳船,与我所在的船长室就要齐平。有舱船上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女人——坐在敞开式驾驶舱的左侧位置穿着两件式黑黄相间的泳衣。她的身体就像大理石一般。她长着一头金色头发。她迅速而灵巧地把双手伸到背后,解开上装。她把上装放到膝盖上,转体九十度,直接对着拖船。她双肩后缩,下巴高扬,毫不畏惧地保持着这个姿势。她那丰满的身姿展现出一种对严肃时刻的蔑视,丝毫看不出退缩的迹象。她是塞壬,这样的身姿是她的歌声。
至此,全可查证。有些东西—按《纽约客》的话来说——可以“推给作者”。那是我的经历,是我的描述,是我的构想,是我的勃发。似乎没有人会关心她那件泳衣的颜色。不过,我继续写了几个与此有关的句子
她是亨利·摩尔所雕刻的《带点的椭圆》。摩尔曾说:“圆形传递的概念包括丰收和成熟,也许因为地球、女性乳房,以及大多数水果都是圆的:这样的形状具有重要意义,也许因为在我们的感知习惯中,它们已经变成一种背景。我认为,对我来说,人类器官将会在雕塑上一直具有重要意义。”
自此,我们将进行深层次查证。1975年,我打电话找到林·福莱科尔;她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解说员。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露天摆放着二十多尊大型抽象雕塑,其中就有摩尔的《带点的椭圆》。我即将初次讲授写作课程,所以我想把这些雕塑用于学生的描写训练。亨利·摩尔那尊雕塑高达三米,外形像一个油炸圈饼,内部两侧各有一个乳房样突出物对向伸岀,两个乳头几欲触碰,仿佛是教堂天花板上的绘画作品。照我的看法,学生应该能写出比这更好的描述语句。比如,“油炸圈饼”一词就不适合用来描述亨利·摩尔的作品;自那以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要用到与林·福莱科尔谈话的笔记。笔记里记着亨利·摩尔说过的话,那是她背给我听的。眼下到了2004年,我却拿不准,她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那些句子。她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己有几十年时间,己经再婚,一时很难找到她。
互联网帮不上忙,但是约书亚搜索过纽约公立图书馆后得知,摩尔关于雕塑艺术的评论集存放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家分馆,就在图书馆主楼对面,中间隔着第五大道。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忙活,他找到了英国广播公司1937年号的《听众》杂志,里面刊登有摩尔的一篇文章。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就有林·福莱科尔向我侃侃而谈的那几个句子。几乎不需要做出什么调整,就够得上是原文引述,跟上文的表述相差无几。然后,我们又回到“推给作者”的那一部分
她一动不动——这位半裸美女胜似全裸。她那两个乳头像一双眼睛,直直地凝视着眼前的拖船。我好想跳下拖船,向她游去,亲口问她,我能否为她效力。
也许,我过于信任事实查证员。毕竟,他们要做的事情我先做,他们后做。我不会留给他们山一样的工作,特别是如果《纽约客》将某篇文章拒之门外,而我又孤注一掷,要把它编进一本书里,那么这一点尤其不假;正像2002年,我就美国一种鱼的历史,写过一篇一万两千字的文章;出于某种令人费解的原因,杂志社对该篇文章冷眼以待。所以,我自己对书中这未曾发表的部分进行查证;此举有点像律师把客户当傻子后又来为自己辩解。这项工作花了我三个月时间—以我所能想到的不同路径,按照事实査证员的常规做法,对手稿中的事实一一寻踪复查。其中有好几个段落,差点让我的工作陷入停顿;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在互联网上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花了更多时间,以决定如何取舍。
彭恩的女儿玛格丽特在德拉维尔钓鱼,给家里的哥哥写了一封信:“给我买一根四节粗壮钓竿,和一个带结实精线的线轮……”
问题不在于钓竿或者钓线,而在于威廉彭恩的孩子们。“玛格丽特”前后必须有逗号,还是可无可有?就实际效果而言,有逗号或者没有逗号,能够说明彭恩有一个还是不止一个女儿。不管有无,逗号都不仅是逗号,而是事实,跟百威酒厂酿出的啤酒桶数,或者圣诞老人的服装颜色一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事实。就这样,玛格丽特将作为彭恩多个女儿中的一个,被写进书里。我继续往下,设法查证以下事实
1716年8月15日,星期三,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附近,考顿·梅瑟在石牌鱼塘钓鱼时,从一艘独木舟上栽进水里。浑身湿透的他钻出水面,手里连一片鱼鳞也没有;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上帝啊,请你让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没过多久,他就责怪起同行的牧师,说他们在钓鱼这样的娱乐活动中,浪费了上帝的时间。语气中没有多少温情了。最好说说夫拉威尔图里斯·匹斯凯特牧师,他的家里人都叫他约瑟夫·瑟康博;考顿死去的时候,约瑟夫·瑟康博21岁。1739年,匹斯凯特在梅里马克河边做过一场布道,布道词后来出版时被命名为《钓鱼季在阿茅斯凯格瀑布群发表的一次演讲节选》。现有九本存世。1986年,其中一本被拍卖出14000美元。我看见的那一本存放于费城图书馆公司。书中有图书经销商写下的段描述:“美国第一本关于垂钓的书:美国第一本关于田野和溪流运动的出版物。在需要为作为娱乐活动的钓鱼提供辩护的时代,瑟康博早在此时就为钓鱼申辩,意义非凡。”
2002年,在整本书中,这一段中间的一个句子似乎格外难以查证。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句子改写成另外一种模样,但我固执地希望,事情能够查证清楚。这个句子就是考顿死去的时候,约瑟夫·瑟康博21岁。
为给这几个原封不动的确切用词打上小钩,你不仅需要弄清楚梅瑟去世的年份,以及瑟康博出生的年份,还要弄清楚相应的月份和日期。梅瑟于1728年2月13日去世,瑟康博要么21岁,要么22岁。究竟是多少岁?互联网帮不上忙。各大图书馆帮不了忙。约瑟夫·瑟康博和夫拉威尔图里斯·匹斯凯特的全部著作也帮不了忙。我把电话打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金斯顿;瑟康博在那里当过二十多年的牧师。接到我电话的人爽快地说,她会翻查镇上和教堂保留的记录;两至三天后,她如约给我回电。她说,非常抱歉。她认认真真査找了好长时间,可看得出来,瑟康博的确切出生日期在金斯顿无从査找。我打算到此为止,把相关句子换成“他刚好二十出头”;就在这时,我的脑子里亮起了一根红色灯丝。如果约瑟夫·瑟康博在1737年(就是在这一年,他来到金斯顿)当上牧师,那么他之前应该在什么地方读过书;而在当时,前往马萨诸塞海湾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在城里参加一项竞赛。我给哈佛打了电话
接线员给我接通了一个人,这个人听完我的问题,几秒钟不到就给了我答案:“170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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