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忧郁与水的悲哀

正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序中所说,《后望书》是一本“深入实地的认真调查,又上升到了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层面,对存在的问题与缺憾,进行科学的观照与文化的思考”的书。于是,没有谁比朱幼棣更适合写这么一本书了:曾经的新华社著名记者,专跑中央常委线;先后做过新华社国内工业采访室副主任,教科文、政治采访室主任;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出版有九部小说集和长篇报告文学。他既不是由秘书代笔的“学者型官员”,也不是笔下无物的“官员型学者”,更不是进不能兼济天下、退不能独善其身,只能在“苦旅”中谈几句“文化”的酸腐文人。他有着很强的新闻敏感性、文字功底、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历史、地理、时政的了然于胸”,并且在多年采访中央新闻和环境保护的锤炼下,无疑有着相当的全局思维高度和实地调研深度。当阅罢全书、掩卷默然时,我知道对书中报告文学的质量与思想史的深度已经不能有更高的要求。

《后望书》是对半个世纪来走过的发展与建设道路所做的必要的回顾,主要涉及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城市建设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环保水利中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我把它看作关于“土的忧郁”与“水的悲哀”的故事。“土的忧郁”诉说的是在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城市风貌和文脉的毁灭与丢弃,欧风美雨对中国大小城镇古老街道与建筑的吹打消蚀。无论是北京长安街双塔、福州三坊七巷还是苏州城内河道的湮灭,从王军的《城记》中榨出的那种心痛,那种对错误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文化保护政策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心痛,请原谅我在此不愿再次触及。但我在“水的悲哀”中又一次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感觉相遇。从三门峡大坝这一现代水利乃至新中国标志性工程的影子下,我们读出了20世纪含泪的荒诞、请留至今的满目废墟和无数悲剧:在被泛政治化的“高度”战胜了水利科学的年代,设计正常高水位为360米的大库容将要让潼关、蒲州、朝邑、陕州这些古城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沉没到水库底,群众纵然很难接受用迁移70万到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年到70年寿命的拦沙库,也无处表达自己的呼声。但更为讽刺的是,工程建设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难以解决的上游泥沙淤积和下游河岸侵蚀问题,实际蓄水根无法达到原规划水位,曾引以为亲的高坝设计最终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仅有原设计的1/4,而早已被迫迁走的居民只能留下大片丢荒的良田和座座无人的古城。

但这样“无水的淹没和毁灭”并未成为狂热造成的误判与不尊重科学的轻率决策的墓碑,似曾相识的悲剧依旧在上演,只不过这次换的是规模空前、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的名目:工程规模和造价、调水成本、运行费用、环境污染对水质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对长江、黄河两大民族根本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隐患更是触目惊心。从无视节水挖潜等其他可能思路、一味鼓吹长距离大规模“南水北调”是唯一有效措施的做法中,我们读出了科学与伪科学的争斗,现实、想象和理想的纠缠,还有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应该写进教科书里的无知与愚昧,难道就没有重提的必要?”我相信朱幼棣的这句话,是含着眼泪呐喊出来的。在新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里,刘乐园先生的新注认为,曾经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的黄河流域之所以变成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不毛之地,一个重要原因是3000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但刘先生也直言另一大原因是“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历数《后望书里的种种触目惊心,不外乎三种来历:自然变迁、人为无心破坏与决策加速破坏。自然之力固难回天,人为无心之过或可挽救,但人治之害尤烈,以至于我从怅然中竞生发出难抑的愤然。与其他任何谈及新中国成立初北京旧城改造的史书一样,《后望书》也躲不开吴晗这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避不开梁思成这位“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复古建筑思想”的代表。但记得黄裳先生在回忆晗时写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晗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曾到梁思成、林徽因家,并与座中张奚若、金岳等人“谈笑甚欢,绝无拘束,可证吴晗对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做得不错”。但当吴氏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后,却因北京旧建筑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好朋友成为路人,可见一登仕途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

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固然可以想见,但是梁思成(他在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回信称“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还有更多或痛哭失声或噤若寒蝉的有识之士,乃至于我们积于千百年却散于数十年的优秀文化及其实物结晶,为了人治而付出的岂非是更为沉痛的代价?须知周在《诚品好读》上刊登的《破译北京——一个乌托邦城市的前生今世》,满篇沉重的是对那段历史近乎咬牙切齿的视与愤怒:“在政治热情与劳动干劲高涨的六十年代,作为封建王权象征的北京城墙与城门楼短短数年时间内被扒除殆尽,梁思成在拆除现场抚城痛哭。但在乌托邦梦想与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斯言斯行,螳臂挡车而已。”知识分子、名人雅士、清流谏议、良心道德,都不如用好的制度代替人治那么重要与可靠。好的制度可以发挥人的潜力,将错误决策的危害降到最低;不好的制度只会将人扭曲以至于违心甚至诚心地阿谀奉承。在重大工程和社会政策决策中最需要的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坚持,而不仅仅是依靠民众的谅解、支持、配合、拥护。《后望书》提醒我们,如果这个民族集体性地选择了遗忘某些历史,那么这便是对历史的背叛,并注定着历史的重演。当春风又绿江南岸,却已永不再吹过玉门关时,所有曾传诵一时的欢歌与颂歌,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恐怕只不过是悲歌与挽歌而已。“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这须是警惕成为历史罪人的我们好好重读的。古城镇、古建筑、古河道也罢,都只不过是承载历史与文化的容器。一个成熟、容智、负责任的民族的鲜活生命,却当如那奔流的江河般不止不息,让我们在未来的许多岁月里,在回首昨日时,不至于灰败无望地生活。